對比胡適和魯迅的精神風貌，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概括，魯迅的寫照不妨用他自己臨終前的格言“一個都不寬恕”；相反的，胡適到晚年孜孜無怠，力倡“容忍與自由”。因此，胡、魯之間橫亙著一道寬容的分水嶺，它使“容忍”的胡適和“不寬恕”的魯迅最終成為兩種不同文化的精神標誌。
把寬容與否判為兩種性質不同的文化，是因為在中國文化語境中，寬容從來僅被視為一個“度量”（肚量）問題。誠然，度量與寬容有關，但僅是度量則無法度量出寬容那豐富深厚的文化內涵。因為，寬容在這裏，不是別的，而是一種理念——價值理念。胡、魯作為從五四新文化分離出的兩位知識分子，事實上代表了兩種性質不同的文化。“胡文化”便是一種以寬容理念為價值取向的自由主義文化；“魯文化”則相反，它是公開拒絕寬容並帶有其獨斷性的刀筆文化。
這對比可以用十個字概括：“明確的是非”和“正義的火氣”。前者是魯迅的提倡，後者卻是胡適的警惕。
什麽是“明確的是非”？1935年的上海文壇，依然混戰無已。魯迅認為：“文人們的互相評論，各各‘指其所短，揚其所長’固可，即‘掩其所短，稱其所長’亦無不可。然而，那一麵一定得有‘所長’，這一麵一定得有明確的是非，有熱烈的好惡。”魯迅的意思重在句末，即：文人在論爭時，是則好之，非則惡之，是非不但要“明確”，好惡更得要“熱烈”。這一原則，不用說，魯迅在他自己參與的曆次論戰中，都堅定不移、以身作則了。
“正義的火氣”源於1959年胡適寫的第一篇《容忍與自由》。在這篇文章中，胡適說：“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為了說明這一點，胡適甚至舉了自己年輕時的一個例子。年輕的胡適是一個無神論者，他痛恨迷信。在一篇文章中，胡適借《禮記·王製》中的話表明自己的態度：“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亦即殺掉那些借鬼神以惑眾的人。在這裏，胡適是斬釘截鐵的，因為他是在反迷信。反迷信還不對嗎？這裏正有著“明確的是非”，所以胡適不憚以“熱烈的好惡”顯示自己的決絕。此時，胡適方才十七歲。可是，十幾年後，胡適在北大，北大的一些“衛道士”卻要“殺”胡適了，理由也是《禮記·王製》中的話，所謂：“學非而博……以疑眾，殺。”什麽叫“學非而博”？此“非”即“是非”之非。既然你所學的東西是不對的，且又以此惑眾，那就該“殺”。這裏，“明確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也是一點都不含糊。於是，晚年的胡適把這兩件己對人和人對己的往事並作一類，說：無論“當年我要‘殺’人，後來人要‘殺’我，動機是一樣的：都隻因為動了點‘正義的火氣’，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正是有過這樣的經曆、體驗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認知，堅持了一輩子自由主義的胡適，越至老境，越強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