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陳西瀅發表了《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一文，是他向讀者推薦的新文學傑作。他對魯迅小說及雜文的評價頗有意味。陳西瀅所列十部著作包括：胡適的《胡適文存》、吳稚暉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顧頡剛的《古史辨》、鬱達夫的小說《沉淪》、魯迅的小說集《呐喊》、郭沫若的詩集《女神》，徐誌摩的《誌摩的詩》、西林的戲劇《一隻馬蜂》、楊振聲的長篇小說《玉君》以及冰心的小說集《超人》。應當說，陳西瀅對這些作品的評價總體較為冷靜客觀，並無拔高之嫌，但態度也不均衡。尤其對魯迅小說的評價，與後人對魯迅小說的評價出入較大。
陳西瀅認為《孔乙己》《風波》《故鄉》是魯迅“描寫他回憶中的故鄉的人們風物，都是好作品。”但他又說，小說裏的“鄉下人”“雖然口吻舉止，惟妙惟肖，還是一種外表的觀察，皮毛的描寫”。也就是說，陳西瀅即使隻肯定了這些小說的描寫風土人情的好處，也不忘大打折扣。他同時更不忘表示對魯迅雜文的不恭，在文後的說明中，陳西瀅說了一段別有意味的話：“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讚他其餘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的價值。”
陳西瀅對魯迅作品的評價至少說明，一個批評家要真正做到“好處說好，壞處說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個作家，其在作品之外的觀點、立場，常常會成為左右批評標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