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魯迅把投槍投向邵洵美的，完全由於邵洵美自己。
1933年8月，在邵洵美的《十日談》第二期，他寫文批評“文人無行”。他和梁實秋的觀點一樣，認為文學是屬於“有產的少數人”的，即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人永遠是蠢的，永遠是與文學無緣的。窮小子而要登上文壇，就必然“在文壇裏胡鬧”了。
邵洵美文章中的這些話激怒了當時的魯迅。用魯迅的話說，是邵洵美“飄飄然的論起‘文人無行’來了”。用大富豪的口氣，去奚落貧窮的文人。於是，魯迅寫了多篇文章，例如《各種捐班》《登龍術拾遺》《幫閑法發隱》等予以回擊。其實，魯迅的文章發表後，也有人在報上發表文章表達不同意見，認為“做一個富家的女婿並非罪惡”。
當然，魯迅對邵洵美的論點還另有一些背景。此前，早在1930年春魯迅出席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成立大會，正式成為左翼文化陣線的掌門人，他開始不停頓地向上海的右翼文化陣線如新月派的作家發起了論戰。此時，上海新月派文人一個一個像候鳥似的飛走了：胡適1930年11月回北平任北大文學院長，梁實秋在1930年秋去青島大學任外文係主任兼圖書館長，徐誌摩在1931年初去北京大學任教授。新月派是魯迅論戰的死對頭，既然新月派的頭麵人物如胡適、徐誌摩、梁實秋等人都遠走高飛了，那麽作為新月派小字輩的邵洵美就水落石出，一下子暴露在魯迅的論戰範圍之內了。
在上海，魯迅和邵洵美的關係原本是很正常的。1933年2月，英國大文豪蕭伯納來上海，邵洵美自己出錢，在上海功德林飯店訂了一桌素菜席，送到宋慶齡的府上，宴請蕭伯納。當時，參加這次宴席作陪的就有魯迅以及蔡元培、林語堂等人。宴席結束後，又舉行了一些活動。活動結束後，見魯迅回去時沒有車，邵洵美就用自己的汽車把魯迅送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