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陶詩的南宋湯漢是第一人。他因為《述酒》詩“直吐忠憤”，而“亂以庾詩，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為何語”，故加箋釋。“及他篇有可發明者，亦並注之”。所以《述酒》之外，注的極為簡略。後來有李公煥的《箋注》，比較詳些；但不止箋注，還采錄評語。這個本子通行甚久；直到清代陶澍的《靖節先生集》止，各家注陶，都跳不出李公煥的圈子。陶澍的《靖節先生年譜考異》，卻是他自力的工作。曆來注家大約總以為陶詩除《述酒》等二三首外，文字都平易可解，用不著再費力去作注；一麵趣味便移到字句的批評上去，所以收了不少評語。評語不是沒有用，但夾雜在注裏，實在有傷體例；仇兆鼇《杜詩詳注》為人詬病，也在此。注以詳密為貴；密就是密切，切合的意思。從前為詩文集作注，多隻重在舉出處，所謂“事”；但用“事”為目的，所謂“義”，也當同樣看重。隻重“事”，便隻知找最初的出處，不管與當句當篇切合與否；兼重“義”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有些人看詩文，反對找出處；特別像陶詩，似乎那樣平易，給找了出處倒損了它的天然。鍾嶸也曾從作者方麵說過這樣的話；但在作者方麵也許可以這麽說，從讀者的了解或欣賞方麵說，找出作品字句篇章的來曆，卻一麵教人覺得作品意味豐富些，一麵也教人可以看出那些才是作者的獨創。固然所能找到的來曆，即使切合，也還未必是作者有意引用；但一個人讀書受用，有時候卻便在無意的浸**裏。作者引用前人，自己盡可不覺得；可是讀者得給搜尋出來，才能有充分的領會。古先生《陶靖節詩箋定本》用昔人注經的方法注陶，用力極勤；讀了他的書才覺得陶詩並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麽平易，平易裏有的是“多義”。但“多義”當以切合為準，古先生書卻也未必全能如此，詳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