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國變給了西太後很大震動，讓她在短時間內明白了中國衰弱的原因所在，被迫改變政策，準備補救。前麵的文字已經敘述了西太後決心實施新政的諭旨，告示天下。或許，西太後此刻才清楚傳統政策的弊端是國家衰弱的主要原因。後來西太後推行的新政，其實都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時期光緒皇帝準備實施的新政。不同的隻是，西太後在外界從來不違背自己曾經說過的言辭，而言談的內容往往非常謹慎，很像是以中庸作為標準，不讓新政走向極端，並調和新舊策略後才推行。並且，新政時時將權力集中到中央，避免各個省份出現互相背離的現象。
在1901年1月28日向天下人的詔書裏，西太後首次顯示出自己要改革的意圖，當時還是在西安行宮以皇帝的名義下的諭旨。榮祿參與了這道諭旨的起草過程。盡管中國曆來的諭旨都有重複的毛病，不過從那道諭旨中也能看出西太後聰慧的見識。國內的官員看到後，都欣喜若狂，即便是南方各個省份，諸如廣州一些向來反對西太後的區域，看到這道諭旨後也精神振奮。中國報紙評論說這是中國曆史上唯一可見的改革。那道諭旨言辭和立意都很好，包含了兩種含義：讓中國人民了解到朝廷變法決心的同時，還表明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言辭語氣非常有氣勢。通過言辭的精妙，用來平複國內各黨派的見解。如此一來，西太後的聲譽更深入地傳播到了各個角落，青年人都在為之振奮。從那道諭旨裏，可以了解西太後已經拋棄了之前閉關自守的策略，這成為中國幾千年以來奉行思想的重大改變。改革大事，將會和曆代祖宗的製度相反，更不會是各位親貴大臣的本意。因此，這次變革，假如沒有曆經1900年的艱辛磨煉，絕對不可能推行。在西太後再次回到殘破不堪的京城後，馬上以60多歲的高齡擔負起了這個異常艱巨的使命，中外人士為此更加讚頌西太後的堅毅果敢。此舉應該出自於愛國之心，也可能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大權地位。或許，西太後經曆了國恥之後，將要直接麵對之前的錯誤，感覺到新政是振興國家的辦法。這樣一來，國內不論哪一方的人，都不會再反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