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王陽明沒有出世，如果此後數百年間的中國還是程朱理學的天下，這樣的局麵實在是讓人難以想象的。
人們仰望著聖賢的高標，一麵讚歎聖賢的高潔和偉大，一麵又覺得和自己的差距太大，實在難以做到，那就不如“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來得更實際些。這說明，這種理學教育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時代了。
正如上麵說到的，王陽明的氣質是理想而叛逆、誌向遠大的。這樣的人將不會僅僅滿足於做一個傳統禮儀道德的守護者、踐行者、衛道者。他一定是不僅僅反思社會到底哪裏出了問題，而是指導社會的主流理念和精神在哪裏出了偏差。
以王陽明的抱負和個性，他也絕不滿足於死記硬背經典的條文。他對於思想權威朱熹的“居敬持誌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訣”這句話也隻是試一試，絲毫沒當作不能違背的天條。
中國傳統的中醫有句古訓叫“醫者仁術，大功無利”。這時的王陽明把自己當成了一個醫者，要給主流的意識形態看看病。他指出了程朱理學流轉於當世的時候出現的幾種病：
病症一，學習程朱理學的人多心術不正。
他說：“大抵近世學者隻是無有必為聖人之誌。”（文錄《與黃宗賢》癸末），他們學習的目的也隻是為了“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同上《別進甘泉序》壬申）
王陽明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時讀書人讀書的目的不純。他們學習程朱理學是為了自我粉飾，向人賣弄；貶低他人，抬高自己；明講仁義，暗謀私利。其實學習任何學科，何嚐不是這樣。如果你學習不是為了修身養性，提高自身素質，而是為了謀取蠅頭小利，那麽這門學科也會慢慢失去它的作用，而被人不值一看。
病症二，淺薄。
王陽明說：近世士大夫“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製於文義之末，然以為是六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