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叔同，當年“浙一師”校園裏，流行著各種各樣的話題，杭州的流光，是他塵世生活裏一段可圈可點的歲月。對於意氣風發的李叔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是人生一件樂事。
李叔同在執教的幾年時間中，培養出來了大批的優秀人才，如：音樂教育家劉質平；美術教育家吳夢非、李鴻梁；文學家曹聚仁、蔡丐因、黃寄慈；畫家豐子愷、潘天壽、沈本千，等等。
豐子愷說：“李先生的人格和學問，統製了我們的感情，折服了我們的心。他從來不罵人，從來不責備人，態度謙恭，同出家後完全一樣；然而個個學生真心怕他，真心地學習他，真心地崇拜他。我便是其中之一。”
豐子愷是浙江崇德縣(今桐鄉市)石門鎮人，近代中國著名的散文家、畫家。1914年豐子愷16歲時考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第一年是預科生，第二年開始上李叔同的課，也就在那時，他才知道伴著自己成長的那首《祖國歌》乃是先生所作。
豐子愷自幼極愛繪畫，幼時已是家鄉頗有名氣的小畫家。李叔同鼓勵豐子愷，要堅持走下去，依靠他的天資與勤勉，日後定然會在繪畫方麵大有作為。豐子愷後來回憶說，先生的這幾句話決定了他的一生。
李叔同宿舍的案頭，有冊明儒劉宗周所著《人譜》，是一本匯集古賢嘉言懿行的著述，封麵上有他親筆所寫“身體力行”4個字。有一次，李叔同把豐子愷和幾個學生叫到他房間談話，翻開《人譜》，指著其中的一節文字讓大家看：“唐初，王、楊、廬、駱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許其貴顯，裴行儉見之，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然後，用淺白的語言解釋說，器識相當於道德與人格，“先器識而後文藝”是說人應該首重人格的修養，其次才是文藝的學習，更具體地說，要做一個好的文藝家，必須首先做好一個人。豐子愷覺得，先生的這番話似乎是特別說給他聽的。李叔同出家前，這冊《人譜》便送給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