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實現現代化，實現新“四化”是一個道路的問題，是方向的問題，或者說是綱領性的問題。講“四化”同步，就是要實現新型工業化，要實現信息化，要實現城鎮化，要實現農業現代化道路。
實現城鎮化是實現新“四化”的一個需要，一個具體的手段。因為城鎮化本來就包括在所謂“四化”當中，是“四化”的應有之義。沒有城鎮化，勞動力就不可能從農業當中解放出來，也就不可能有工業化；沒有城鎮化，土地也不可能集約地利用，也更不能夠實現農業的現代化。
中國的工業化已經發展到了一個中後期階段，工業化本身也麵臨著一個提升工業現代化的質量和水平的問題。最近幾年以來，我們在提新型城鎮化的同時，實際上也在提新型的工業化，跟過去一般地提工業化也是有差別的。
中國能夠快速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得益於農業養育工業政策的實施，其中相對隔離和封閉的城鄉二元結構對於這種政策的順利實施有著重要的貢獻。1978年起，同樣是城鄉二元結構，且農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農民收入實現大幅度增長，但由於城鎮居民收入增加幅度更大，因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同時農民群體內部收入差距也開始拉大。隨著改革的推進，農民工往返城市與農村之間，對城鄉差距有了方方麵麵的切身體會，城鄉二元結構的各種矛盾也隨之顯現。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變遷下，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和農產品供求關係的改善，國家逐步放棄了低價統派購農產品的政策；對低價征地用於發展工業的政策也逐步加以調整。這從另一方麵證明，1978年前相對隔離和封閉的城鄉二元結構，是農業剩餘較低水平下還能實現大規模向工業部門轉移的社會基礎。
從占絕大多數的農民群體的發展視角分析，中國城鄉分割的體製及由此所形成的二元結構，無疑使農民為國家工業化乃至整個現代化做出了犧牲，不能因為它保障了國家工業化乃至整個現代化的推進而忽略其缺陷。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矛盾的積累，這種負麵作用日益突出，非但如此，還轉化成了新型工業化乃至整個國家現代化進一步發展的重要約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