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0年以來，大規模的農民進城務工激發了中國經濟的活力。但剩餘勞動力的逐漸轉出和人口老齡化的出現，無限供給的非農就業勞動力逐漸成為曆史。
這就意味著中國未來的城鎮化動力何來的問題。中國與大部分國家不同之處在於，中國農民除了就業的城鎮化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環節尚未實現，那就是消費的城鎮化，亦即“農民工”的“市民化”。過去中國的城鎮化主要體現在投資的迅猛增長，但未來的城鎮化將更多地體現在消費的增加上——即城市發展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社會發展的再平衡。
中國存在“城市土地國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城鄉二元土地製度，以及“農業戶籍與非農戶籍並存”的城鄉二元戶籍製度。這種特殊的城鄉二元分割體製牽涉的城鎮福利、社會保障和土地利益等，導致過去30多年進城務工的農民在生活習慣、消費模式上都未能真正轉變為市民模式。
目前大部分的進城務工農民的家庭總收入一半來自於老家的務農收入，一半來自於外出務工的工資性收入，因此他們既離不開土地，也離不開城市。土地承擔了他們的一半收入和社會保障功能，城市收入則讓他們擺脫了貧困，但他們總體仍處於相對穩定但不富裕的狀況，也限製了相應的消費水平。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當前中國城市的發展水平也尚不足以支撐起所有的“農民工”享受均等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這也是深度城市化的核心要義之一。要釋放出大量農業轉移人口的消費潛力，關鍵在於實現農業戶籍人口的市民消費模式轉換，實現進城務工農民與城鎮生活方式的真正融合。其中不僅包括務工者本人，還包括其家屬。務工者主要是生產者，而家庭則帶來消費，這種生活模式才能促成一個良性、可持續的經濟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