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貽芳一上任，就趕上學院注冊這個難題，前校長德本康夫人顧而不問，離開金女大回美國休假去了。
原因很明顯，一邊是國民政府“大學院”(即教育部)的有關規定；另一邊是學校董事會“美國”托事部，也就是學院經費的出資方。
吳貽芳此刻犯了難。麵前臥隻“攔路虎”，邁不過去，金女大注不了冊，就得不到國民政府開列的優待條件：辦學招生、學生留學、畢業就職等問題。此時的吳貽芳仿佛置身於一口熱鍋上，火，在下麵不急不慢地燃著，讓她十分難受。
這是一個悖論的遊戲規則。吳貽芳覺得，做學問、搞科研難，做校長、辦事情同樣很難。
好友徐亦蓁當董事長也不輕鬆，她也生活在矛盾堆裏，學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事無具細都得過問，她的壓力也不小。雖然她給吳貽芳鼎力相助，但有些事她也幫不上忙。她的丈夫在上海開過骨科醫院，對於注冊的概念和辦理還懂得一些，但金女大的注冊全然不同，一時她也沒有好的辦法。
徐亦蓁也是不久前回金女大任董事長的，就當時情形，有被德本康夫人利用的成分，讓她擋一擋國民政府“收回教育權”之急。一九二二年她在北京女高師與吳貽芳分手後也去了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主修教育行政，副修心理學。第二年獲得碩士學位後回到上海。一九二四年，同哈佛大學醫學博士牛惠生結婚，並在上海開了一家骨科醫院，協助丈夫管理醫院事務。如今這對同窗好友回到母校服務，又成了命運共同體。
她們多次交流，商量應對之策，企圖找到方案的突破口，完成金女大的注冊。然而，雙方那些硬性指標很難突破，更談不上一蹴而就。
大學院一方認為：
教會是保守的，無論什麽樣尊重科學，一到《聖經》的成語，便絕對不許批評……教會是有差別的，基督教與回教不同，回教又與佛教不同。不但這樣，基督教裏麵，天主教與耶穌教又不但這樣，耶穌教裏麵，又有長老會、浸禮會、美以美會等派別的不同。彼此誰真誰偽，永遠沒有定論……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於多派教會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