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七年(1837年)人京會試未中，他隻得怏怏返鄉。
轉年，偏偏又是閏年。閏年有恩科，可發聯袂會試。為了能讓曾國藩不錯過這次機會，二次進京趕考，祖父星岡公賣了三次地還差十幾兩的缺口，父親曾麟書也急得連著幾夜不能入睡。此時的曾麟書已近知天命之年，知道自己天生是秀才的氣數，不要說進士，就是舉人也無望了。但是他要在兒子身上補上這缺憾。為了兒子，他不惜想盡辦法。最後終於從親戚家借了些銀子，這才使得曾國藩有了進京城的路費。
曾國藩臨進京時就已下定了決心，這進士考不中便罷，若中了，就一定十幾二十幾倍地報答家人。他明白自己的命運終究要靠自己去改變，再多的艱難都不應該覺得難。到京後，曾國藩找到在京的長沙會館住下，便不顧一個多月長途跋涉的旅途勞累，靜下心來認真讀書。
幾經周折之後曾國藩才正式走上了官道。從一個農家青年到治軍大吏，這種飛躍性的命運得益於他自身的努力和造詣，更得益於他的求學之旅。
不僅如此，在曾國藩以後的從政經曆中，更是顯示了他超前的智慧與遠見，他麵對內憂外患的國家形式，沒有固步自封，而是主動地向先進的西方人學習，並把這些新鮮的血液注入自己治學、治軍的實際中。
當瘋狂的西方列強邁著侵略的鐵蹄踏上中國這片沉睡的大地時，曾國藩顯得很冷靜，他知道考驗的時候到來了，他更知道之前所讀的聖賢書在洋人那裏是絲毫不起作用的。要變強就要先學習。因此，他開啟了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文化之風，給閉塞的清王朝帶來了一縷“自強”的曙光。
在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曾國藩對現代科學有了初步認識，光學、重學，流學、電氣學、磁石學、動物學等。雖然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研習，但他已經知道這些就是幫助西方人變強的知識，他認為隻有先弄懂這些才能找到救國的根本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