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決不是古本或元本的麵目。元劇決不會是分為連續的二十折或二十出的，更不會是在每折或每出之前，有二字或四字的所謂標目的。即明初刻本的雜劇，其格局也不是如此。
元刊本的雜劇三十種，每一種的劇文，都是連寫到底，並不分折的。明初周憲王刊的誠齋樂府三十餘種，每一種的劇文，也都是連寫到底並不分折的。即宣德本的劉東生嬌紅記，其劇文也便是每卷連寫到底，並不分折的。
所以，我們很可以想象，不僅西廂記之分為二十折，或二十出為非“古”，非本來麵目，即臧晉叔元曲選的每劇分為四折或五折，也非“古”，也非本來麵目。
雜劇在實際上供演唱之資的時代，人人都知道其格局，且在實際演唱之時，也大都是一次把全劇都演唱完畢的，故無需去分什麽折，什麽出。全劇原是整個的。直到劉東生的晚年（宣德時代）還是維持著這樣的習尚。
雜劇的分折人，約是始千萬曆時代，至早也不能過嘉靖的晚年。嘉靖戊午（三十九年）紹陶室刊本的雜劇十段錦，也還不曾有什麽分折或分出的痕跡。
為什麽雜劇的分折，要到萬曆時代方才實現呢？這是很容易明白的，凡是一種文體或思潮在其本體正在繼續生長的時候，往往是不會立即成為分析的研究對象的。到了它死滅，或已成為過去的東西，方才會有更精密的探索與分析。萬曆時代是“南雜劇”（此名稱見於胡文煥的群音類選）鼎盛，而“北雜劇”已成了過去的一種文體的時候（且實際上也已絕跡於劇壇之上），所以，臧晉叔諸人，乃得以將它的體裁，加以分析，將它的劇文，加以章句。
這情形正和漢代許多抱殘守缺的經生們對於周、秦古籍所做的章句的工作，毫無二致。西廂記的分折分出，便也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實現了的。但因西廂記畢竟與其他元人雜劇，略有不同（篇幅特別長），故王伯良、陳眉公諸人，便於分折及分出之外，更於每折或每出之前加以二字，或四字的標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