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以降，取士皆以科舉。學校之製，大抵具文，不足語於教育也。然有宋諸儒，恒思興起國學，其州郡之學，亦至宋始盛，是亦有足稱者。書院之名起於唐，至五代而有講學之書院。宋、元間儒者多於書院講學，其風殆盛於國庠及州郡之學，迄明、清猶然。故欲知中國近代教育學術之變遷，不可不知書院之原起及其規製也。茲先略述宋、元學校製度，而次及書院。
唐末，學校頹廢，五季區區，莫之能振。經用不足，則命官吏及監生輸錢，名為光學。
《文獻通考》：“鹹通中，劉允章為禮部侍郎，建言群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萬。詔可。”“梁開平三年，國子監奏修建文宣王廟，請率在朝及天下見任官俸錢，每貫剋留一十五文。”“後唐天成五年，國子監奏當監舊例，初補監生，有束脩錢二千。及第後，光學錢一千。當監諸色舉人及第後，多不於監司出給光學文鈔，及不納光學錢。”
其窘迫之狀可想矣。宋室初興，增修學舍，而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太學未嚐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為之，勸學之風，殆亦未盛。
錫慶院，位於北宋京城東京城內，原為宋太宗故宅，後改建為錫慶院，作為接待外國使節之地。慶曆四年（1044），將錫慶院西北廊廡改建為太學，為宋朝建立太學之始。
《文獻通考》：“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熙寧四年，侍禦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嚐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才三百人。”
雖有胡瑗、孫覺等，樹立師道，稍複古風，而學校規模，猶在漢、唐之下。
《文獻通考》：“皇祜末，以胡瑗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句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正。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顧臨輩，分治其事，又令孫覺說《孟子》，中都人士，稍稍從之。一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指意明白，眾方大服。然在列者不喜，謗議蜂起，瑗不顧，強力不倦，卒以有立。”“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於首善，令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於外。瑗在湖學，教法最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