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等之來也，一以傳西方之宗教，一以傳西方之學術。既貢地誌、時鍾，兼自述其製器觀象之能，明其不徒恃傳教為生也。
《上神宗疏》（利瑪竇）：“謹以原攜本國土物，所有天主圖像一幅、天主母圖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自鳴鍾二架、《萬國圖誌》一冊、西琴一張等物，敬獻禦前。”“臣於本國，忝與科名，已叨祿位。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製器觀象，考驗日晷，並與中國古法吻合。倘蒙不棄疏微，令臣得盡其愚，披露於至尊之前，斯又區區之大願。”
《清朝全史》（稻葉君山）：“利瑪竇入北京後，不四五年，信徒至二百餘。觀李之藻、楊廷筠、徐光啟等名士之歸依，則加特力克教之成功，可概見矣。然彼等名士之入教，非絕對信仰教宗，要皆利瑪竇誘引法，與中國固有思想不甚背馳，當時士人對於西洋科學需要頗急，致使然也。利瑪竇既譯幾何學 ，又著多種科學書，公布於世。”
然利氏譯書教學，初未大用。洎明季，因曆法之舛，召用其徒，而曆算之學始興。
《明史·曆誌》：“黃帝迄秦，曆凡六改，漢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金迄元五改。惟明之《大統曆》，實即元之《授時》，承用二百七十餘年，未嚐改憲。成化以後，交食往往不驗，議改曆者紛紛。……崇禎中，議用西洋新法，命閣臣徐光啟、光祿卿李天經，先後董其事，成曆書一百三十餘卷，多發古人所未發。時布衣魏文魁上疏排之，詔立兩局推驗。累年校測，新法獨密，然亦未及頒行。”“（萬曆）三十八年，（欽天）監推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分秒及虧圓之候，職方郎範守己疏駁其誤。禮官因請博求知曆學者，令與監官晝夜推測，庶幾曆法靡差。於是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遠臣龐迪峨、熊三拔等，攜有彼國曆法，多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視洪武中譯西域曆法例，取知曆儒臣率同監官，將諸書盡譯，以補典籍之缺。’先是，大西洋人利瑪竇進貢土物，而迪峨、三拔及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等先後至，俱精究天文曆法。禮部因奏：‘精通曆法，如邢雲路、範守己為時所推，請改授京卿，共理曆事。翰林院檢討徐光啟、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曆理，可與迪峨、三拔等同譯西洋法，俾雲路等參訂修改。然曆法疏密，莫顯於交食，欲議修曆，必重測驗。乞敕所司修治儀器，以便從事。’疏入，留中。未幾雲路、之藻皆召至京，參預曆事。雲路據其所學，之藻則以西法為宗。四十一年，之藻已改銜南京太仆少卿，奏上西洋曆法，略言台監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之謬。而力薦迪峨、三拔及華民、陽瑪諾等，言：其所論天文曆數，有中國昔賢所未及者，不徒論其度數，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乞敕禮部開局，取其曆法，譯出成書。禮科姚永濟亦以為言。時庶務因循，未暇開局也。……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禮部侍郎徐光啟依西法預推順天府見食二分有奇，瓊州食既，大寧以北不食。《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互異。已而光啟法驗，餘皆疏。帝切責監官。……於是禮部奏開局修改，乃以光啟督修曆法。光啟……舉南京太仆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報可。九月癸卯，開曆局。三年，玉函卒，又征西洋人湯若望、羅雅穀譯書演算。光啟進本部尚書，仍督修曆法。……四年正月，光啟進曆書二十四卷。……又進曆書二十一卷。……是年，又進曆書三十卷。明年冬十月，光啟以病辭曆務，以山東參政李天經代之。不逾月而光啟卒。七年，……天經繕進曆書，凡二十九卷，並星屏一具，俱故輔光啟督率西人所造也。……天經又進曆書三十二卷，並日晷、星晷、窺筒諸儀器。八年四月，又上乙亥丙子七政行度曆及參訂曆法條議二十六則。……是時新法書器俱完，屢測交食淩犯，俱密合，但魏文魁等多方阻撓，內官實左右之。以故帝意不能決。……十一年正月，……進天經光祿寺卿，仍管曆務。……十六年八月，詔西法果密，即改為《大統曆法》，通行天下。未幾國變，竟未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