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交，士習之壞，前已言之。然其間亦未嚐無殊尤卓絕之士，不為科舉利祿所惑，而以道德經濟、氣節學術為士倡者。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李顒、顏元等，皆以明之遺民，為清之大儒。其思想議論，皆有影響於後世。而世之論者，或多其反對明儒，或矜其昌明古學，且若其所就不迨乾、嘉諸子之盛者。實則清初諸儒之所詣，遠非乾、嘉間人所可及。乾嘉間人僅得其考據之一部分，而於躬行及用世之術，皆遠不迨。其風氣實截然為二，不可並為一談也。
諸儒之學，其功夫皆在博學，
《梨洲先生神道碑》（全祖望）：“忠端之被逮也，謂公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征錄》。’公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諸經。既治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於書無所不窺者。……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
《亭林先生神道表》：“於書無所不窺，……晚益篤誌《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以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嘿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而熟複之。”
《二曲先生窆石文》：“家無書，俱從人借之，其自經史之集，以至二氏之書，無不觀。然非以資博覽，其所自得，不滯於訓故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年四十以前，嚐著《十三經糾繆》、《二十一史糾繆》諸書，以及象數之學，無不有述。其學極博，既而以為近於口耳之學，無當於身心，不複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