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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十九歲的南鄉正二看到了招聘管教官的廣告，廣告上根本沒有寫管教官的工作包括執行死刑。
廣告上隻寫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做的工作，工作內容為：改造罪犯，引導罪犯重新做人，防止罪犯隱藏或銷毀罪證，保證對拘留中的被告人的公正審判……
南鄉通過了管教官考試以後，被分配到千葉監獄。在這所監獄服刑的罪犯，雖說都是初次入獄，但都是被判八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即LA級罪犯。
一開始南鄉在保安科，做了一段時間的雜務之後，在矯正研修所接受了為時七十天的初級培訓，取得了見習管教官資格。他又學習了有關法律和護身術，希望成為一名毫不遜色的管教官。
但是，南鄉回到千葉監獄後，理想與現實的乖離，讓他受到沉重打擊。當時，全國的監獄一片混亂，並不是所有正在服刑的罪犯都想悔過自新，很多監獄的看守也不把囚犯當人看，對教育罪犯重新做人缺乏耐心。
虐待囚犯的看守被囚犯告上法庭，同情囚犯的看守反而被囚犯利用，結果受到了處分。監獄不再是教育人改造人的地方，而成了人與人鉤心鬥角的地方。
必須給這種混亂狀況打上終止符。在大阪開始實行的《行刑管理條例》，使全國監獄的管理狀況大為改觀。對囚犯實行軍事化管理，禁止囚犯東張西望、交頭接耳等，這是一個全麵徹底監督囚犯的方針。規定全體看守必須隨身攜帶被稱為“小票”的記事本，隨時記錄囚犯任何細小的違規行為。
南鄉被任命為法務事務官看守那年，正是日本的行刑製度迎來了一大轉機的時候。
可是，南鄉在履行自己職務的同時，一直對自己到底在幹什麽抱有疑問。
囚犯列隊時，隻要往邊上看一眼，就會受到懲罰。在南鄉的同事裏，有人蔑稱囚犯為“徒刑”，有人隻考慮如何完成上邊下達的指標，從不考慮怎樣教育囚犯，使之重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