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員到北京行賄，先要按規矩到琉璃廠的字畫古董店問路。講明想送某大官多少兩銀子之後，字畫店老板就會很內行地告訴他，應該送一張某畫家的畫。收下銀子後，字畫店的老板會到那位大官的家裏，用這筆銀子買下那位官員收藏的這位畫家的畫，再將這張畫交給行賄者。行賄者隻要捧著這張很雅致的毫無銅臭的禮物登門拜訪，完璧歸趙，行賄就高雅地完成了。
我讀過幾本清朝人寫的筆記，恰好知道一些百年前福建官場的情況。今年1月中旬，我在《南方周末》（2000年1月14日）上讀到兩篇描寫當代福建官場的文章，題目是《貧困縣的“紅包書記”》和《另一起“紅包醜聞”》。古今對比，迢迢暗遞的傳統浮現眼前。
報上說，“紅包書記”丁仰寧在福建省政和縣當政兩年，收受紅包一百多萬元。當地向領導幹部送紅包已經形成風氣，層層都在送，層層都在收。另一篇談到福建寧德地區官場的文章也說，紅包的大小與官員的級別成正比，紅包是權力運作的潤滑劑，個人、單位、黨政機關全都大送紅包。
在紅包的大小、作用和普及程度方麵，今日福建官場與清朝官場沒有明顯區別，但在名稱和遞送技巧方麵，區別卻很顯著，讓人感覺到傳統斷裂的痕跡。紅包書記親自介紹了幾種送紅包的花樣，他使用的語言很貧乏，翻來覆去就是“紅包”、“送禮”這兩個詞，而他列舉的那些花樣，還有另外一篇文章以同樣貧乏的語言提到的花樣，在清朝官場都有很確切的名字。
紅包書記說的逢年過節送紅包，還有利用生日送禮，在清朝的術語叫“三節兩壽”。這個詞通行全國。“三節”是指春節、端午和中秋，“兩壽”是指官員自己和官員夫人的生日。現在領導幹部出差收授的紅包，在清朝叫“程儀。”請官吏辦事送的紅包，在清朝叫“使費”。請中央各部批準什麽東西，遞上去的紅包叫“部費。”還有幾十種名目，譬如告別送別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或瓜敬，向領導的秘書跟班送門敬或跟敬，等等。我不熟悉情況，對應不好，就不一一列舉了。以三節兩壽為首的所有這些花樣，明清時統稱為“官場陋規”，現在則寬泛且模糊地稱為“不正之風”，全然不顧其規則性的作用。在明朝和清朝，這些術語是延續使用的。經過五六百年的積累和充實，詞匯像官場規矩一樣變得豐富細膩，體現了官場“潛文化”積澱的豐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