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曼·豪斯利
十字軍運動發展到第二個百年末期的時候，已經陷入危機四伏的狀態。在西班牙、普魯士及意大利，剛剛獲得的勝利已然很不穩固，處於搖搖欲墜的狀態中。這些勝利並不能彌補一個事實，即麵對埃及馬穆魯克王朝勢力的逼近，守衛“聖地”的任務已經形同一場災難。考慮到十字軍運動的性質，其危機注定體現在兩個方麵——信仰危機與戰略戰術危機。正如第二次裏昂大公會議（1274年）的十字軍法令《為熱情的信者》（Constitutiones pro Zelo Fidei）所言：“真是對造物主莫大的恥辱，同時也是對那些忠於基督教的信徒的傷害，他們（馬穆魯克）竟然用如此肮髒的話語來嘲笑並辱罵基督徒：‘基督徒的上帝究竟在哪兒？’”（115：2）這場危機並沒有在1291年結束，因為當時的人們根本無法接受失去巴勒斯坦這一事實。事實上，直到1337年百年戰爭爆發時，收複“聖地”的願望才在一些樂觀者的心目中慢慢浮現。第二次裏昂大公會議一方麵啟動了遠征思想的發酵，另一方麵進一步鞏固了其在組織形式與財政投入等問題上的執行措施。這兩方麵因素對1300年前後幾十年的十字軍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而我們對晚期十字軍運動的研究，也是從這兩方麵入手的。雖然並非隻有這些變化才是促進十字軍運動在接下來的幾個世代繼續發展的原因，然而恰恰是這些元素，以其強大的吸引力、韌性與適應能力，為十字軍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
磨煉期及其遺產
“為了收複‘聖地’，有三樣品質是重中之重，即智慧、能力與熱情。”拉蒙·盧勒（Ramon Lull）在他的《論收複聖地》（De acquistione Terrae Sanctae）一書的序言中，為發起收複“聖地”運動製定了一個議程表。智慧是以建議的形式呈現的，這個品質顯然並不缺乏。在第二次裏昂大公會議後、英法戰爭爆發前的幾十年間，有很多拉丁基督徒撰寫過與收複“聖地”相關的論文，而盧勒是其中最負盛名，也是最高產的作者之一。根據學者西爾維婭·施恩（Sylvia Schein）的研究，單單在裏昂與維埃納大公會議之間（1274—1314年），就有26位這樣的作者。從出身、地位、隸屬關係以及專業技能的角度看，這些作者幾乎形成了歐洲男性社會的橫截麵（有趣的是，在已知的文獻中並沒有女性作家的身影），這裏包括兩位國王、一位法國王室官員、幾位主教與行乞的托缽修會會士、幾位騎士團團長、一位流亡的亞美尼亞大公、一位威尼斯商人以及一位熱那亞醫生；其中，那兩位國王分別是塞浦路斯的亨利二世與那不勒斯的查爾斯二世（Charles II of Naples），而那位王室官員則是諾加雷的威廉（William of Nogaret）。在這些作家中，有些是紙上談兵的戰略家，有些是各個領域的專家，即便收複“聖地”這件事本身並不總是需要他們提出自己的意見。這些文章都是寫給一位讀者看的，通常不是一位皇帝，就是一位教皇，而文章的作者們都希望，在他們的建議下，這位讀者能夠立即采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