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遠親傳達加入遠征的價值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隔代遠親。不過，我們也常常能看到遠親攜手參與遠征活動的情況，他們之間形成了一個更大的家族。很難相信他們的聯合完全是出於巧合，這一定是事先共同商議決定的。雖然茹安維爾的約翰從未提及自己與他的兩位侄子——薩爾布呂肯（Sarrebruck）伯爵與阿普勒蒙（Apremont）勳爵約翰——在遠征之前有過任何商榷，但事實上，為了參與路易九世發起的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他們三人租了同一條船。這就已經說明了一切。而在茹安維爾的約翰的敘述中，他也特意強調了與二人的親戚關係。
在某些地區，人與人之間非血緣的聯係也對遠征招募有一定影響。在由個別城鎮獨立發起的遠征分遣隊中，這種情況最為常見，隸屬於同一個社會政治機構中的人們對集體行動已經習以為常了。而這種地方性極強的關係紐帶，也影響到了騎士階層，雖然很難說清這些關係所起到的實際作用，部分原因是，這些非血緣關係正是血緣或貴族關係在社會內部發揮作用所產生的結果。然而，作為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親曆者與編年史作者，維爾阿杜安的傑弗裏（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卻專門揭示了當時的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他根據不同的政治區域和地理位置，將在法國北部參與遠征的人進行區分，並分別列出名單。首先，他列出了那些生活在香檳地區的本土人，他們響應香檳伯爵蒂博三世（Thibaut of Champagne）的號召，此外，還有跟隨並效法布盧瓦伯爵路易一世（Louis of Blois）的布盧瓦人與沙特爾人（Chartrain），最後，還有些人來自法蘭西島與佛蘭德斯地區等地。維爾阿杜安的傑弗裏明確指出了每個分遣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各種血緣關係。但現代學者在研究這些名單時發現，這些分遣隊內部還存在著其他關係紐帶。我們能夠從中找到各種關係之間錯綜複雜的聯結，從而使這些地區的騎士階層緊密相連。在這些關係中，除血緣關係與貴族關係外，還包括一些相對次要但意義仍然非常重大的人際紐帶：朋友關係、鄰裏關係、點頭之交，或是分享相同人生經驗或政治見解的同道中人。我們有把握從這些證據中得出結論——這個模式在其他十字軍中被不斷複製和推廣。簡言之，同其他投機活動一樣，在遠征活動中，社會某一特定地區的人們傾向於集體行動。這第一點在戰場的組織編隊中得到了進一步印證。例如，在1270年的突尼斯，作為西西裏國王、安茹伯爵與普羅旺斯伯爵查理，帶領的是意大利人、普羅旺斯人與安茹人，而納瓦爾人、香檳人與勃艮第人則服役於納瓦爾國王與香檳伯爵蒂博五世。有時，各方勢力內部的這種直接的隸屬關係會直觀地呈現出來，比如在1188年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期間，法王腓力二世一方的參戰人員身穿縫有紅色十字架的軍裝，而英王亨利二世與佛蘭德斯地區的十字軍戰士，他們所穿的軍裝上則分別帶有白色與綠色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