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男女雇傭機會均等法》解釋為新自由主義改革的一個環節是有根據的。這是因為在1985年，即《均等法》頒布的同年，日本又頒布了另一項重要的勞動法律：《勞動者派遣事業法》。與《均等法》不同，媒體對此沒有大張旗鼓地報道。
讓我們以年表（見表3-1）列出20世紀80年代以後新頒布、新設立的勞動相關法律和製度。
表3-1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勞動相關法律和製度
（續表）
《勞動者派遣事業法》（以下簡稱《派遣法》）解禁了拚縫兒、掮客[1]這一類職業介紹業務。這些叫法當然都是蔑稱。這是因為，僅僅通過介紹工作就不費吹灰之力地賺錢實在不太合理。過去很多職業介紹所確實都是黑店，因此政府將私營的職業介紹業務取締，並把就業安置當成公共責任。政府當時還成立了“公共職業安定所”，也就是現在的“Helo Work”[2]。《派遣法》放鬆了相關限製，允許私營企業通過職業介紹而贏利，從而承認了民間職業介紹行業的合法地位。這就是“勞動大爆炸”——從此像開閘泄洪一樣，勞動管製被放開了。
隨著《派遣法》的製定，勞務派遣公司應運而生。經濟同友會的第一批女性成員之一的奧穀禮子就是一家名為“The R”的勞務派遣公司的創始人。奧穀女士也是第一個使用“女女格差”[3]一詞的人。小泉改革的核心人物竹中平藏離開政界後，也轉任大型勞務派遣公司保聖那的董事。小泉改革帶來“格差”的始作俑者正是竹中。新自由主義者似乎很喜歡拉大社會差距，而社會差距拉大就是放寬勞動管製的結果。
起初，派遣工作僅限於一些專門性的工作。當時辦公自動化（OA， Office Automation的簡稱，這個詞好令人懷念啊）的普及如火如荼。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能用文字處理器和電腦打字的專業人才，會被派遣到時薪1800日元乃至2500日元的企業。就算有派遣公司在中間賺差價，派遣員工的時薪也比正式員工高很多。在泡沫經濟時代（1985—1991年），派遣員工的薪水、能力和自豪感都比普通白領女性高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