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聯那份報告把第三種“靈活雇傭型”員工當作用完就扔的一次性勞動力。他們說，這是在長期衰退和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生存下來的唯一途徑。由於日元升值，日本的工資水平朝著國際標準一個勁上漲，製造業紛紛逃離日本，產業空心化初現端倪。
即便如此，也隻有在出國時才能感受到日元走強的好處。雖說身處世界上工資水平數一數二的國家，但是日本國內的勞動者對此完全沒有實感。
而為這個方針開綠燈的正是政客和官僚們。如此這般，政、商、官僚三者共同引發了“勞動大爆炸”，一步步放寬了對勞動力市場的管製。《派遣法》接二連三地“修正”就是這條路線的延續。
吞下苦果的最終是年輕人和女性。這些剛畢業就遇到就業冰河期的年輕人（正好是“團塊少年”[12]嬰兒潮一代），被迫“靈活就業”，成為自由職業者。錯失機會的他們再也無法進入應屆生就業市場，淪為“失落的一代”。事實上，當時企業招聘完全沒有長期計劃性，都是見機行事。進入21世紀後，經濟逐漸回暖，應屆生招聘也重新活躍起來。但是“失落的一代”那時已經30多歲，完全被甩出了就業市場，當時的企業也形成了完全沒有30～39歲員工的不平衡的人事構成。
其實，廣大女性淪入“靈活就業”的時間遠比這一代年輕人更早。在失落的一代之前，女性就在幹兼職、臨時工等非正規工。經濟衰退後，女性被“最後雇用、最先解雇”（last hired, first fired），充當了“經濟的調節閥”。她們就是所謂的“產業後備軍”（reserve army of labor）。戰前的農村領域和戰後的家庭領域，是日本社會中吸收經濟衰退壓力的緩衝墊。[13]
和政界、商界、官僚界沆瀣一氣的，還有一個角色。“用完就扔”路線沒它的同意，根本無法推行。這個不光彩的角色，就是工會，就是日本最大的全國性工會組織——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會（簡稱“聯合”）[14]。“聯合”是一個保護男性正式員工、維護男性單職工家庭利益的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