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改革擴大並且固定了男性之間的差距和男女之間的差距，但除此之外，它也帶來了女性之間的差距，即所謂的“女女格差”。
奧穀禮子是日本第一個使用“女女格差”一詞的人[16]。她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提出了這一概念。後來，橘木俊詔寫了一本書，書名就是《女女格差》（東洋經濟新報社，2008年），但那是好久之後的事情了。
奧穀女士是覺得“女女格差”無所謂的新自由主義者。她是一位乘著勞動力市場管製寬鬆化的改革東風，創辦了勞務派遣公司的女性企業家。她也是一個在大量對差距的批判聲音下依然死硬的“確信犯”[17]。她的許多粉絲都是男企業家，因此她也被推薦為經濟同友會的第一批女性成員之一。
隻有在管製寬鬆化政策執行之後，女女格差才有產生的機會。在那之前，女性作為一個集體受到歧視，但拜新自由主義所賜，她們現在能夠參加“機會均等”的競爭。其中，女性中有贏家，也有輸家——女性也形形色色，不再是鐵板一塊了。
於是，結婚當家庭主婦也成了一種選擇。雖說此時結婚生子仿佛還是女性的必選套餐，但是因為機會確實增加了，所以有人結婚，有人單身，有人婚後繼續工作，有人婚後辭職，繼續工作的也有全職、兼職、派遣之類各種各樣的選項。
社會學中有“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的理論。不患寡而患不均，當出現差異時，人們開始將自己的情況與他人進行比較。根據這一理論，和比較對象（對照組）之間的落差將造成巨大的剝奪感。
我至今忘不了一位年輕官僚對我說的一句話。我記得那大概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均等法》出台之後，他說：
“聽了上野老師的話，我才第一次意識到我老婆有多命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