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第三章中提到，新自由主義改革吹響了把女性和年輕人當成“一次性勞動力”的號角。然而，改革的結果讓人始料未及：那就是遠超預期的不婚和少子化。
上文提到，在“1.57衝擊”之下，政界、商界和官僚界爭先恐後地采取措施應對少子化，這一事實在第一章已經論述過。然而，這些措施非但沒有一點效果，總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更是刹不住車，2005年竟然降至1.26，到了世界最低水平。處於同一水平的國家隻有西班牙、意大利和韓國。之後，生育率一直低位徘徊於1.39左右。雖然2012年生育率突然達到1.41，但這應該隻是一時的現象，而非生育率趨勢轉向上升的征兆。
生育率如此之低，我認為是理所當然。這是因為育齡男女在經濟衰退中首當其衝。
把女性和年輕人當成一次性勞動力，主要是試圖在短期內抑製日本在全球化中高企的勞動力成本。伴隨著“合理化”的努力，資方把工資牢牢控製在手中。與各種高度剛性的支出相比，工資更容易控製。如果遇到工會意料之中的抵抗，資方就會一方麵保證那些擁有既得利益的勞動者的工資，同時在還沒有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的工資和勞動條件上砍一刀。
資方購買了勞動力，那就必須承擔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簡單地說，工資要足夠讓勞動者有的吃、有的住，第二天還能接著奮鬥。這就是“可持續”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而其標準是社會公認的“正常生活”水平。如果你是大企業的員工，這個水平就是養活老婆孩子，供孩子升學，到退休能夠還清房貸，最後能落下一套一戶建[1]。
與此相對，資方不必為一次性勞動力的再生產承擔責任。這一政策瞄準婦女和年輕人是有原因的。女性有丈夫養著，而年輕人有父母養著（更準確地說，是資方不分青紅皂白地“假設”這一條件），這樣一來，資方就認為這些人的工資低於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也沒問題，並且不管什麽時候解雇他們，他們的生活都不會陷入困境。所以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實際上依賴於日式家庭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