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最初10年，新自由主義改革不斷推進。與此同時，反對這一改革所推進的“男女共同參畫”政策[1]的保守逆流以及國家主義也隨之發展起來。
新自由主義改革拉大了社會差距。在這個過程中蒙受損失的既得利益集團轉向保守的國家主義，各種敵視、攻擊女性[2]的現象也不斷出現。國家主義者往往看重“兄弟情誼”，並且厭女[3]。大概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女性是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受益者。實際上，新自由主義和女權主義可謂同床異夢：雖然以國策為背景，新自由主義與女權主義締結了聯盟，但新自由主義又與國家主義產生了奇怪的合謀關係。之所以說它“奇怪”，是因為在理論上風馬牛不相及的兩者竟然互相勾結。新自由主義是有關競爭和揀選的理論。雖說工具是不挑主人的，但新自由主義至少擁有“機會平等”“公平競爭”的原則。從這一點來看，它是一個不問性別、無關國籍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原理。但在另一方麵，國家主義是喜歡強調“男性氣質”“女性氣質”。重視國界和國籍的排外主義，並且是那種即使毫無根據，還能張嘴就喊“日本天下第一”的特殊主義。如果問這一對原本水火不容的死對頭為何勾結在了一起，原因就在於新自由主義借此掙了個盆滿缽滿。
我們來回顧一下20世紀90年代的曆屆日本政權（見表1-1）。
從1996年上台的橋本內閣開始，曆屆內閣都積極推進“行政改革路線”和“男女共同參畫行政”。1999年，在小淵政權下，被宣傳為“二十一世紀我國社會最重要課題之一”的《男女共同參畫社會基本法》經國會各黨派一致通過。但就在同一場國會會議，《國旗國歌法》也獲通過。雖然同一批議員有本事做出這樣的選擇，但此法一出，各地隨即圍繞著《君之代》、日之丸展開了“攻防戰”。當時東京公立學校每當舉辦入學或畢業典禮時，總有很多人因為《君之代》、日之丸的問題而被處分，我想大家對此是有所耳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