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女權主義者對待“國策女權主義”的態度各不相同：有人卷入其中，有人試圖利用，也有人保持距離。各地還有很多在大學中有頭有臉的知識分子，紛紛跑到各種審議會就任委員。“地方政府好不容易有意願製定男女共同參畫條例，那麽至少得幹出個樣來！”大家抱著這種使命感加入其中。審議會的委員是個吃力不討好的職務，如果認為她們貪圖名利而摻和到裏麵去，那就有點兒過分了。
不過事實上，她們確實成了政府的合作者。她們從批評者逐漸變成了反對案的提出者，乃至成為需要分擔責任的市民參與行政代表……往往發生在地方行政工作中的變化，在男女共同參畫行政實行過程中也不例外。
一些女權主義者把這種變化當作千載難逢的機遇，也有很多人希望進一步成為政府的合作者。由於政、商、官僚三界對少子化的危機感很強烈，因此有些人發表“如果女性還不生孩子的話就糟糕了”“如果不繼續推進男女共同參畫行政，事態會進一步惡化”之類的言論，進一步煽動危機感，以此脅迫地方當權者通過其主張。她們主張的根據是發達國家婦女就業率與生育率相關性的數據。
日本的出生率從1989年的“1.57衝擊”開始持續下降，並在2005年達到1.26的史上最低水平，相信大家對此記憶猶新。和日本同屬超低出生率社會的還有德國、意大利和亞洲的韓國。這些社會的共同點是女性的社會參與程度較低。換句話說，性別歧視和低生育率似乎存在相關關係。另一方麵，保持著較高生育率水準的發達國家（雖說較高，也不過是指生育率保持在低於人口更替水平2.07的1.8以上）是瑞典、挪威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以及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把這些國家的女性就業率和生育率數據比較來看，就可以發現其中的高度相關性，因此，她們提出了一個命題：女性參與勞動越多，生育的孩子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