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領域的性別歧視在日本社會不僅不會消失，反而會變得更加嚴重，對於這一點我早有論述。男女收入差距不會輕易縮小，女性正式員工比例會持續下降。在另一方麵，科長級以上女性管理人員不會增加，生育離職也不會有所改變。不僅如此，好不容易製定出台的勞動相關法律和製度根本沒有保護女性，反而為放寬勞動管製鋪平了道路，引發了一次“勞動大爆炸”。
2012年10月13日，日本學術會議主辦了一次主題為“雇傭崩潰與性別”的公開論壇。日本學術會議號稱“學者的國會”，不過就像盲腸一樣沒什麽存在感。但經過十年的改革，該會將女性成員的比例提高到了20%。由此，四個與性別研究相關的專業委員會應運而生，也才終於有了四個委員會共辦的這次論壇。
在籌備的過程中，大家關於主題應定為“雇傭崩潰”還是“雇傭破壞”有過一番猶豫。前者的“崩潰”聽上去像一種稀裏嘩啦四分五裂的自然現象，而後者的“破壞”使人感覺背後一定有犯人在搞破壞。沒錯，雇傭崩潰的背後確實有犯人。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本案的主犯除了政界、商界和官僚界的政策製定者之外，還有工會組織的大老爺。在當天的座談會上，大部分發言者在以下幾點上達成了一致：造成當今女性困境的元凶，除了20世紀90年代後的全球化之外，還有早已牢牢嵌入職場內部結構的性別歧視。在兩者的共同作用下，勞動管製被一步一步地放寬，最終使得女性勞動者徹底成為一次性勞動力。性別法學家淺倉睦子女士作為會場評論者之一，進行了自我反省，指出學界同樣是共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勞動法學不是別的，就是“寬鬆管製法學”。
在這一係列表象背後，有一種牢固的意識在起作用：女性僅僅是“家庭經濟輔助型勞動力”，女性勞動的作用隻是補貼家用。可以說，這就是現代家庭的神話。我在“毫無根據的信念集合”這個意義上使用“神話”一詞。“丈夫來養家，工資低也無所謂；隨時能回家，不穩定就業也無所謂。”這就是“家庭經濟輔助型勞動力”的全部預設。因此，企業以“麵向（已婚）女性的勞動”為名，創造了兼職勞動。英國女權主義社會學家西爾維亞·沃爾比[1]指出，不是女性傾向於尋找低工資的兼職勞動，而是因為這些勞動方式一開始就是以“麵向女性”為名被設計出來，因此工資才被壓低。大澤真理一針見血地指出：明明在進行同樣的勞動，兼職勞動者卻拿著比全職員工低得多的工資。除了“身份歧視”，沒有任何理由能夠合理解釋這一現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