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是全書的最後一章，所以讓我們談一談標題所說的“生存戰爭”。為了生存而戰，我們必須考慮以下三個層麵的問題。
（1）在國家層麵，通過改變政策和製度，我們能夠做到什麽？
（2）在企業層麵，通過改變雇傭習慣和勞動規則，我們能夠做到什麽？
（3）在個人層麵，通過個人和群體的自救和互助，我們能夠做到什麽？
首先是（1），也就是國家層麵的政策和製度。
其實，處方在很多年前就已經開出來了。前文曾經介紹過，在“性別平等政策”運動政策清單之中，勞動就業項目包含兩條，分別是“同工同酬”和“廢除配偶退稅；重審第三號被保險者製度”；育兒、照料社會化項目包含三條，分別是“減輕家庭照護負擔”“育兒支援政策”“推進育兒、照護休假製度的普及、啟發男性參與育兒和照護、推進男性獲得相應休假”。請注意，上述政策清單不包括“擴大正規就業”或者“加強就業保障”。時至今日再要求“非正規就業人員轉為正規就業”“為所有非正規就業人員提供就業保障”，已經是時代錯誤。正如沃勒斯坦所預見的那樣，世界體係中心部門的正規就業崗位越來越稀缺，其數量根本沒有增長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是靈活就業（Flex Labor）。這是世界曆史的潮流。靈活就業本身倒沒什麽好壞。關鍵在於，這個“靈活”，到底對誰來說“靈活”？在日本，所謂靈活就是對資方靈活。資方不斷推進的就業靈活化，無非就是把勞動者變成一次性耗材式的自由勞動力。
另一方麵，如果靈活就業真的對勞動者來說“靈活”的話，這種工作方式肯定會受到歡迎。話說回來，朝九晚五就是所謂“通常型工作”，這條規矩是誰定的？發達國家在應對少子化問題時總結出一條經驗法則：“通常型工作”和育兒不能兩全。事實上，一個社會如果實行靈活就業，其生育率就會有所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