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已故的日本中世史學家網野善彥那裏受到啟發，得到了這個想法。他大膽地改寫了日本曆史，主張日本的“百姓”並非定居農民。“百姓”的字麵意思就是“各種各樣的種姓”（くさぐさのかばね），也就是多種多樣職業的組合。他們根據氣候風土，夏季種植水稻，冬季種植小麥和油菜。在農閑季節，他們紡織、燒炭以賺取現金收入，也有人擁有釀酒之類專業技能，可以外出打工。這些人並不僅限於農業，而是通過多種多樣的職業謀生。最近，有人將第一、二、三產業結合起來，提出了“第六產業”的概念。但即使不創造這種新詞，林區的加工業，比如木材加工業早已發展起來；養蠶的地區也有繁盛的紡織業。日本農民成為單一的稻作農民的時間並不長。隻是由於工場手工業發展起來，社會分工逐漸確立之後，養蠶區逐漸成為單一的原料供應區，不再生產製成品。仔細想想就會發現，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分工和專業化的力量創造出了一批又一批被狹窄的專業領域限製的、片麵的“專業人士”。
不論這些專業人士擁有怎樣的高超技術，一旦環境條件改變，他們的專業技能隨著落後的技術一起被淘汰，他們也就不再是可用之才。比如說當年的排字工、打字員就是被這樣淘汰的。看來，不論是組織還是個人，都不應該為了適應某個特定的技術或者領域而過於特化。這是因為，生活本就不是這樣的細分化、專業化的東西。在我看來，“後現代”作為現代化完成之後的時代，也是一個重新“去專業化”的時代。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係理論補充了網野善彥的觀點。今後，正規就業必將越來越稀缺，因此未來將是一個多種收入的時代，而非單一收入的時代。這種收入形式也被稱作“分散式家庭經濟”[21]。能夠獲得收入的成員當然是越多越好，但一個人也可以實行分散式家計，換言之，我們要選擇不將自己的收入限定在一個單一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