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人類發明出來的交流工具，而這個工具引起的誤解和它造成的溝通相比，一點也不少。
最近我在工作中有這樣的困惑，在跟同事交流很多問題的時候，我明明覺得自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當場也再三確認，可最後執行出來，卻不是那麽回事。事後一了解，原來是對某個詞、某個概念的理解出現了偏差。
同樣是軸心時代的大哲人，為什麽孔子和柏拉圖對於詩歌的態度不一樣呢？
孔子說起詩歌，評價可高了，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在搞教學活動的時候，詩歌是重要教材，後世也都相信，流傳到今天的《詩經》三百篇，是孔子親手編訂的。
再來看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他比孔子小一百多歲，但是大體上還算是一個時期的人吧。柏拉圖說，要把詩人趕出城邦，他還羅列了詩人的幾條罪狀，說詩人的作品對真理沒什麽價值，而且還摧殘理性，迎合人性中最低劣的部分。
那麽他倆到底誰對誰錯？
他倆的意思其實是一樣的，用今天話說，都是“我要反三俗”。
柏拉圖時代看到的詩歌是什麽樣的？是《荷馬史詩》那樣的長篇敘事詩，我們可以理解成一種有韻律的評書。評書講究的是故事性和角色刻畫，越熱鬧、越扣人心弦就越好。如果再要迎合兩三千年前普羅大眾的下流趣味，“三俗”的作料一定不少，畢竟是一種商業活動。古希臘的詩人什麽樣？大體上我們可以把他們想象成在各個城邦走街串巷的鼓書藝人。所以，從維護正統文化價值觀的角度，我們就可以理解柏拉圖為什麽要把詩人趕出城邦了。
那再來看孔子時代的詩歌。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其實是一項正式文化製度的成果，這個製度叫“采詩”。周朝剛剛建立的時候，可沒有現代傳媒，連知識分子和官僚集團這些群體都沒有，那中央政權怎麽了解各地民情呢？根據漢代的何休給《春秋公羊傳》作注中的說法，朝廷養了一些孤寡老人，讓他們搖著木製的鈴鐺，就是“木鐸”，到民間去采集詩歌。一聽見誰唱歌、作詩，就記錄下來，然後把采集來的詩歌匯集到朝廷的樂官那裏，由樂官進行整理。朝廷就可以根據民間的詩歌來了解民情。《詩經》中的“風”就是這麽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