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短暫世俗的生活，就像麵對千秋萬代一樣。再普通的人生，也能夠打開無窮無盡的可能。
做平凡的事，就像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樣。
有一天作家賈行家問我，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我最喜歡的是啥？我說是《聊齋》。
我跟他開玩笑講，我的青春期教育是通過《聊齋》完成的。一個書生，夜宿荒齋，然後就來了個美貌的女子，然後就能成一段好事，開始一個傳奇，這是一個不會追女生的大男孩最喜歡的故事類型了。現在看來，聊齋對我的影響，確實超出一般的書。
我通讀過三次《聊齋》。第一次是大學一年級放寒假的時候，在南方的那個又潮濕又陰冷的冬天，我披著一件厚厚的棉大衣，縮在被窩裏，讀聊齋。讀到興奮的地方，披衣而起，繞屋轉圈。那種經常被點燃的感覺，至今還有記憶。我是第一次那麽完整地體會到文言文的魅力。我文言文的語感不錯，至少有一半來自於讀聊齋。
不過，這還不是我喜歡《聊齋》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蒲鬆齡這個人。
蒲鬆齡，字留仙，山東淄川人。19歲第一次參加秀才考試，就得了縣、府、道三個第一，名震半個山東。蒲鬆齡起點很好，才氣又大，年紀又輕，按照常理，隻要努力，博個功名，考個舉人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科舉時代有一句話，叫“考場莫論文”，考場成敗有時候跟文才沒啥關係的，就是個運氣。蒲鬆齡的運氣就特別不好。此後的五十年，他一直被卡在秀才這個級別上。考了一輩子，顆粒無收。
蒲鬆齡一輩子的生計，基本上就是在一家大戶人家當私塾先生，雖然談不上有多窮困潦倒，但是日子過得非常緊巴。因為教書的地方離家也比較遠，他雖然和妻子劉氏感情很好，一生也是聚少離多。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寫出了《聊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