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由當事人精心策劃的會師長江戰役，結果卻完全令人失望。原因是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沒有出動。就西南方麵說，孫可望讓姚誌卓帶回的信息肯定是許下了從長江中遊東下的諾言。當時，他同李定國之間的嫌隙已經比較深，定國帶領兵馬向廣東推進，另行開辟戰場。孫可望直接指揮的軍隊駐於貴州和湖南西部的少數州縣，他一方麵想在抗清戰場上取得輝煌戰果，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另一方麵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脹，夢想取代永曆皇帝，需要坐鎮黔、滇，不願親自統兵東下。於是，孫可望決定起用因保寧戰役失利廢置昆明的撫南王劉文秀。史載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正月，劉文秀被任命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46]幾乎可以斷定這正是孫可望為了配合張名振展開大規模長江戰役而做出的部署。可是，事態的發展並不像孫可望想象的那麽順利。在安龍的永曆朝廷和在貴陽的秦王“國主”行營之間的危機已經處於一觸即發的階段。永曆帝為了保持自己象征性的地位和生命安全，不得不秘密求助於在廣西的安西王李定國率兵“救駕”。就抗清大業而言，孫可望拍板定調決定采納北線長江會師方案；李定國在順治十年（1653）、十一年（1654）致力於南線同福建廈門一帶的鄭成功會師廣東的計劃。永曆八年（1654）朝廷給左僉都禦史徐孚遠、兵部司臣張元暢的敕諭中說：“今胡氛漸靖，朕業分遣藩勳諸師先定楚粵，建瓴東下。漳國勳臣（指漳國公鄭成功）亦遣侯臣張名振等統帥舟師揚帆北上。爾務遙檄三吳忠義，俾乘時響應，共奮同仇，仍一麵與勳臣成功商酌機宜，先靖五羊（即廣州），會師楚粵，俟稍有成績，爾等即星馳陛見……”[47]從表麵上看，南北兩線同時發動大規模的反攻，前景頗為樂觀。然而，作為原大西軍第三號人物的劉文秀清楚地意識到孫可望的驕橫跋扈已經嚴重地威脅到西南政局的穩定。他立誌抗清複明，卻不願意為孫可望打天下。於是，他“屢辭招討，不獲；從容治裝者月餘，乃上道。至黔（指貴陽）時四月矣”。[48]“行營諸文武郊迎，輒下車揖謝。既至，翊日大宴，可望祭旂纛，授爵授文秀（文字有誤）。文秀言：‘某仗皇上洪福，國主威略，諸公侯將士智勇，庶幾一日克敵，恢複中原。某菲材，誠恐不勝。’諸人聽之皆悅。越數日，乃自於營中請宴文武諸人，優觴半，起謂諸人曰：‘皇上猶佛菩薩也，造金殿玉宇以安之，乃我輩大和尚事。’已啟言：‘營鎮諸將領征，曆經戰已久，不患不威勇，當通以忠義謀略，如《百將傳》請書宜各頒付，聽禮延文儒講論。’又言：‘軍士皆（當）推心愛惜如子，諸營鎮不得虐使之，如鞭笞不合道者，我當參治。’”[49]顯然，這是對孫可望的批評。他奉勸孫可望應該滿足於當好廟中住持、方丈的角色，不要忘乎所以，推倒殿上供奉的佛菩薩，自己爬上寶座，弄得不倫不類，信徒星散。同時針對諸將有勇有謀，卻隻知“國主”不知皇帝，提出要加強忠貞教育。孫可望聽不進去，一意孤行，在這年五六月間由貴陽返回昆明，企圖舉行禪位禮，黃袍加身。關於孫可望在1654年（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五六月間，曾由貴陽赴雲南昆明圖謀稱帝事，不僅在野史和地方誌中有明確記載[50]，孫可望本人在途經安莊衛（今貴州鎮寧縣）白水河大瀑布（即黃果樹瀑布）時觀賞風景，親自撰寫了一篇《望水亭記》，其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