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的情況下，孫可望大權在握，要玩弄一場“禪讓”的把戲是再容易不過的了。問題是，永曆帝的寶座可以取代，永曆朝廷所能發揮的號召作用卻是孫可望取代不了的。孫可望處於進退維穀之中，一方麵強烈的野心驅使他繼續策劃和籌備登極大典；另一方麵他又不能不考慮一旦踢開永曆朝廷，包括李定國、劉文秀等原大西軍高級將領在內的各種抗清勢力幾乎可以肯定不會承認他這個草頭天子。盡管孫可望仍有所顧忌始終沒有演出黃袍加身的鬧劇，永曆帝卻感到頭頂上懸掛著一把鋒利的寶劍，隨時都有被廢黜以致喪生的危險。為了求得自身和朝廷的安全，朱由榔和他的親信把唯一的希望寄托於李定國。他們對李定國的戰功、兵力、人品和同孫可望之間的矛盾早已有所了解。據史籍記載，大學士文安之是建議召李定國統兵入衛的主要策劃者，他曾做出判斷：“劉（文秀）、李（定國）之交必合，眾誌皆與孫（可望）離，但未知事機得失如何也。”指出要觀察形勢，秘密行動，“無蹈危殆”[16]。親身經曆召李定國率部勤王的汪蛟也斷言這一行動“本夷陵公（即文安之）指也”[17]。於是，為了擺脫孫可望的嚴密控製，永曆朝廷著手秘密聯絡李定國。朱由榔在私下對內監張福祿、全為國說：“可望待朕無複有人臣禮。奸臣馬吉翔、龐天壽為之耳目，朕寢食不安。近聞西藩李定國親統大師，直搗楚、粵，俘叛逆陳邦傅父子，報國精忠，久播中外，軍聲丕振。將來出朕於險，必此人也。且定國與可望久有隙，朕欲密撰一敕，差官齎馳行營，召定國來護衛，汝等能為朕密圖此事否？”[18]張福祿、全為國提出徐極、林青陽、胡士瑞、張鐫、蔡曾劾奏馬吉翔、龐天壽依附秦王，忠貞可靠，建議同他們密商此事。經永曆帝同意後，七人共同商議，均表讚成，即往首席大學士吳貞毓處秘密討論具體辦法。吳貞毓說：“今日朝廷式微至此，正我輩致命之秋也。奈權奸刻刻窺伺，恐事機不密。諸公中誰能充此使者？”林青陽自告奮勇願行。吳貞毓即命禮部祠祭司員外郎蔣乾昌擬敕稿，兵部職方司主事朱東旦繕寫，由張福祿等持入宮內鈐蓋皇帝之寶。林青陽按照事先計劃以請假葬親為名，身藏密敕於1652年（永曆六年、順治九年）十一月啟程前往定國軍中。當時，定國正在湖南、廣西一帶與清軍作戰，不暇內顧。到1653年六月，永曆帝見林青陽出使半年，杳無音耗，讓吳貞毓再派使臣前往探聽消息；吳貞毓推薦翰林院孔目周官。武安伯鄭允元建議應該設法遣開孫可望親信馬吉翔，以免走漏消息。永曆帝即以收複南寧後需派重臣留守為名，讓馬吉翔前往[19]。吉翔離開安龍赴任後，周官即秘密上道。朝廷密使到達李定國營中後，定國讀了“詞旨哀愴”的敕旨，深受感動，“叩頭出血，曰：臣定國一日未死，寧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寧負友必不負君”。在給大學士吳貞毓的信中又說：“粵中未定，進退維艱，凡事須密，責在老先生。”[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