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六月十一日，唐王朱聿鍵見潞王朱常淓已經決定投降，不勝憤慨，在一批文官武將的支持下，離開杭州前往福州籌辦監國。倡先擁戴朱聿鍵的實際上是靖虜伯鄭鴻逵，黃道周在這年六月十九日記載：六月十一日，清兵進抵塘西，馬士英被方國安兵裹脅而去，他“與德公、麂子赤亟移舟至富春，遂不知臨安動靜。惟聞岸上鼓吹響甚，則朱大典、阮大铖翱翔從富春拿舟欲入婺州者矣。予至桐廬，鄭靖虜檄所在扶駕，恫疑久之，見其人乃稱聖駕蓋唐王，非潞王也。大典適過訪，亦雲：‘唐藩未還封，安得至此！’諸人旨以虜信甚迫，臨安不能孤存，潞王閉閣修齋，亦度不能修康王（指宋高宗趙構）故事。鄭為桑梓，不作段煨、張方，能作如此事，須當與眾推之。十有三晚，始從舟中晤唐殿下，慷慨以恢複自任，遂同諸臣交拜，約成大業。明日，乃具小啟，共請監國。雖靖虜意，亦以板**之會，非太祖親藩不足複襄大業也”[1]。
封建時代帝位的繼承，血統的親疏是個重要條件。唐藩朱聿鍵是朱元璋第二十二子朱的八代孫，在譜係上同崇禎皇帝相距很遠，按常規是輪不到他的。黃道周等大臣參與鄭鴻逵的推舉有三個原因：一是朱由檢的叔父、兄弟隻剩下在廣西的桂王，而當時的南明政治中心卻在東南，朱常淓、朱常潤降清以後東南士紳急於解決繼統問題，不得不就近從疏藩中推選。二是明朝唐藩封地為河南南陽，這裏正是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的故鄉，在黃道周等人看來真可謂“起南陽者即複漢家之業”，“以今揆古，易世同符”了。[2]隆武時任督師閣部的楊廷麟也在詩中寫道：“中興自古舊南陽”[3]，這雖帶有頌聖的意味，卻也反映了相當一部分扶明官紳的心理狀態。三是朱聿鍵在明朝藩王中確實是位鶴立雞群的人物。他雖出生於王府，卻從小就飽經患難，原因是他的祖父唐端王不喜歡長子（朱聿鍵之父），有立愛子之意。朱聿鍵即皇帝位後寫的一篇自敘中說：“……端王子追封裕王，裕王萬曆二十二年立為庶子，長子即朕也。家庭多難，端不悅裕，囚在內官宅。母毛娘娘生朕於萬曆三十年（1602）四月初五日申時……。祖不悅，而生祖之母為曾祖母魏悅之。八歲延師，僅辯句讀。十二歲，曾祖母薨，祖即將朕與父同禁，篝佛燈日夜苦讀。禁十六年，朕二十八歲尚未報生焉。崇禎二年（1629）二月，父為叔鴆，朕誓報仇。賴有司之持公，天啟心於祖考念，請於烈廟，奉敕準封。本年十二月十二日，祖考亦薨，朕乃奉藩。五年六月初二日受封；九年六月初一日請覲；七月初一日報仇（指殺其叔父）；二十日請勤王，八月初一日起行，十一日見部谘，寇梗回國；十一月二十一日奉降遷之命，責朕以越關、擅斃。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到鳳陽高牆；五月大病，中宮割股。十二年朱大典請宥；十四年韓讚周請宥；十六年路振飛請宥更切。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旨，‘該部即與議覆’，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不及全受先帝之恩矣，痛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