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的數十年中，中國考古學界一直未普遍采用國際同行所使用的“原史時代”的概念。這一由於文獻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過或等於文獻材料的時期（Glyn Daniel 1981）曾被評價為“從實際意義來說，原史考古學的重要性不如前兩者”（夏鼐等1986）。隨著考古發現與研究的進展，中國學術界越來越關注這一介於史前時代和曆史時代之間的重要時期（李學勤1984，劉文鎖1998，錢耀鵬2002，吳曉筠2005）。我們認為，史前、原史與曆史時代三分法的提倡有助於學科發展及對中國古史進程的總體把握。
總體上看，傾向於同意使用“原史”概念的學者，在對“原史時代”的時間位置和基本定義的認識上並無太大的分歧，但概念的模糊和不確定（如僅把這一時期定義為“文獻記載不足、需要大量考古工作補充的時代”）（李學勤2004），仍使對中國“原史時代”年代範圍的界定缺乏準確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在具體劃定中國“原史時代”的上下限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的意見（表1）。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是：“比較簡單的想法，是將夏商周三代都劃歸這個時期”（李學勤2004）。
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原史時代大致相當於考古學上的銅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亦當古史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和夏商周（西周）三代，代表著中國古代文明的早期階段。而原史時代早、中、晚三期的劃分，似可比較清楚地揭示出中國古代文明脫胎於史前氏族社會，以及這一時期文字製度和社會政治結構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的發展曆程。”（錢耀鵬2002）顯然，這主要是從文化和社會發展進程角度來討論“原史時代”的。我們認為，“原史時代”盡管與早期文明、國家或青銅時代密切相關，卻不應是它們的代名詞，指出上述問題有助於我們理解相近的劃分方案是如何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