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區係類型到一般進化論
關於中國文明形成過程，在近百年的探索中有過多種認知模式。僅20世紀後半葉以來，就有“中原中心說”（安誌敏1959，石興邦1959）、“滿天星鬥說”（蘇秉琦等1981）、“中國相互作用圈說”（張光直1989）、以中原為中心的“重瓣花朵說”或“多元一體說”（嚴文明1987）、“以中原為中心的曆史趨勢說”（趙輝2000、2006）、“新中原中心說”（張學海2002）等。
總體上看，這些解讀要麽強調各地史前文化成就的多元等重，要麽強調自史前時代開始的中原中心的分量。關於國家形成的路徑，隻有蘇秉琦提出了中原以外起源的“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的模式，由於缺乏足夠的考古學證據的支持，鮮有呼應者。各地學者往往強調本地的文明貢獻，也多難以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
新石器時代“東亞大兩河流域”的主要文化區（嚴文明1987）
與此同時，“一般進化論”的思考方法一直居於主流。趙輝在回顧20世紀考古學關於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曆程時指出：“當時的研究者在考慮物質文化麵貌的演變時，一般會注意到和強調各地文化的不同譜係情況，是一種類似多線進化論的思考方法；在考慮史前社會發展狀況的時候，人們又往往不加區別地用同一種理論來說明各地文化的演進，並至少在相當大範圍內，把各地的社會看作是大體同步發展，就本質來說是一般進化論的思考方法。”（趙輝2003）這是切中肯綮的。直至今日，在海量的相關信息被掌握的情況下，所謂一般進化論的思考方式仍居主流，恐怕其主要原因要到資料的匱乏以外去找了。
“每個區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在文化上與社會上都愈來愈複雜、愈分歧、愈分層，終於導致這些區域中產生文明的基礎。”（張光直1989）“限於目前田野考古發展還不充分和不平衡的狀況，各地發現的考古遺存的內容也有很大的差別……盡管如此，由於它們的年代相若，文化發展水平相近，各自反映的社會內容也是相通的。”（嚴文明1992）類似的認識在相關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各地史前社會大體同步向文明邁進的思路，成為中國學界的基本共識。在關於中國史前文化發展、文明起源與形成過程的敘事上，宏觀的縱向斷代綜述成為主流，如“新石器時代晚期”“銅石並用時代”等，其分量遠遠重於區域本位的動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