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關於考古學上“夏文化”的討論探索如火如荼，相關認識莫衷一是。本文擬從學術史的角度對考古學領域“夏文化”探索的經緯稍作梳理，以期有助於相關問題討論的深入進行。僅大致按成果公布的早晚，從信念史、概念史、推定史和稱呼史四個角度展開回顧。
一、信念史
真正將地下出土文字材料與傳世文獻相結合進行整合研究的，首推王國維先生。1917年，王國維在其著名論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中，對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進行釋讀研究，初步論證了《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世係表基本可靠、商王朝的事跡為信史（王國維1959）。在1925年成書的《古史新證》中，他又將兩文的觀點係統化，撰成《殷之先公先王》一章，詳細考訂了殷商先公先王的世係以及商先王的世數。在成功釋讀甲骨文，證明商王世係的基本可靠之後，王國維本人即頗為樂觀地推論道：“由殷周世係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後氏世係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王國維1994）這一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論方式得到廣泛的認可，成為國內學術界的基本共識，也是在考古學上進行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研究的前提之所在。
王國維著《觀堂集林》（1923）
此後，類似表述習見於民國時期以來學者的著述中。如傅斯年在《性命古訓辨證》一書中推論道：“夏後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頗高，而為殷人所承之諸係文化最要一脈，則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傅斯年2006）郭沫若也斷言：“殷、周之前中國當得有先住民族存在，此先住民族當得是夏民族。”（郭沫若1982）徐旭生1950年代主持對傳說中“夏墟”的考古調查，也是出於如此信念：“據古代傳說，商代以前有一個夏代。近十年來雖說一部分的疑古派學者對於夏禹個人的人格問題發出若幹疑問，可是對於夏代的存在問題並沒有人懷疑過。”（徐旭生1959）李學勤則認為：“根據周代文獻和銅鼎題銘，商代以前肯定有夏代存在，殷代祀商先王或自上甲，或自大乙，也暗示著大乙（湯）代夏之事。”（李學勤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