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1986年首次發現三星堆遺址兩個填滿寶藏的器物坑後，近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兩個坑之間發現了密集分布的另外六個器物坑，一時在學界和公眾中引發轟動。俗稱“方艙”的密閉式考古工作室和考古工作者全副武裝的防護服，構成了疫情時代特有的一道亮麗的考古風景線。在慨歎當年的“燈下黑”，遺憾於如此寶藏沒能早日麵世的同時，大家又不約而同地懷有慶幸與欣慰：科技使考古插上了翅膀。隻有在當下，才會有如此高規格的條件，讓考古人得以“精耕細作”，最大限度地做好文物保護工作，更多地攫取其中的曆史信息。
關於三星堆，有太多的話題可以說。這裏，我們隻采擷其中若幹的問題點，一窺其間已知或仍然未知的奧秘。
從多元到一體的軌跡
要先幫大家梳理下三星堆文明出現的大的曆史背景。在中國上古史和考古學領域，研究對象因年代相隔久遠、資料支離破碎而顯得撲朔迷離，研究結論也就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既不能證真也不能證偽者所在多有，學者在諸多問題上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如果說這其中還有可被形容為“最大公約數”的認識，那就應該隻有中國文明形成與發展過程的“多元一體”論了。如果我們認可華夏文明是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那麽，整個中國古代文明史，就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階段。
三星堆2號坑發掘現場（1986）（上）
三星堆3號坑發掘現場（2021）（下）
第一個大的階段相當於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年代則大致在公元前3300年至前1700年之間。這一階段最大的特征就是無中心的多元，也即沒有所謂的中心或核心文化可言。在廣袤的東亞大陸，分布著眾多先後進入社會複雜化甚至早期國家階段的區域性文明，如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長江中遊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海岱地區的大汶口——龍山文化、晉南地區的陶寺文化、陝北地區的石峁文化等。那是個“滿天星鬥”的時代，考古學家一般稱其為“古國時代”或“邦國時代”。分布於成都平原，作為三星堆文化前身的寶墩文化，也是這些星鬥中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