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李濟先生1926年發掘山西夏縣西陰村，兩年後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發掘河南安陽殷墟，中國考古學參與古史建構的曆史已近百年。通觀20世紀學術界對中國早期文明史的探索曆程，由於豐富的文獻材料及由此產生的史學傳統，這一探索理所當然地以對具體國族、王朝的確認為中心。“證經補史”情結與研究取向，基本上貫穿學術史的始終（見本書《方法論視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
在超脫了“證經補史”的理念和話語係統之後，古史建構仍被考古學者引為己任，這裏的“史”開始被看作囊括整個社會文化發展進程的大曆史。作為兄弟學科的文獻史學和考古學，則更多地可以看作建構這一大的曆史框架的途徑和手段。解讀文字誕生前後“文獻不足徵”時代的無字地書，進而構建出東亞大陸早期文明史的框架，考古學的作用無可替代，已是不爭的事實。考古人參與寫史勢所必然，但話語係統的轉換卻並非易事。本文就是這一路向上的一個嚐試，試圖夾敘夾議地勾畫出那個時代的輪廓。
隻能勾畫一個輪廓，這主要是由考古學的學科特點決定的。那就是，考古學的學科特點，決定了其以長時段的、曆史與文化發展進程的宏觀考察見長，而拙於對精確年代和具體曆史事件的把握。受這些特性的影響，考古學角度的敘述與曆史時期相比肯定還是粗線條的。由是，可以理解的是，公元前2000年這一時間點，上下浮動數十乃至上百年都是可能的。這個絕對年代隻是一個約數，考古學觀察到的與這個年代相關的現象隻是考古學和年代學目前的認識。以耶穌誕辰為計數起點的這個時間整數，本不具備太多的曆史意義。在本文中，它隻是我們探究中國早期文明進程的一個切入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