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多本書名中包含“中國”、論及古史的著作問世，如葛兆光的《宅茲中國》《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曆史》，許倬雲的《說中國》等，筆者的《最早的中國》和《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也忝列其中。有學者認為，這顯現了當下我們社會的某種整體焦慮。這種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這類著作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在切實追溯中國曆史的同時，還都在認識論上進行反思，剖析了“中國”概念的建構曆程。顯然，何為中國，既是本體論的問題，更是認識論的問題。借此，古今中國被連接在了一起。
其中的“中國”誕生史，在近百年的時間裏，由於考古學的努力，更由於民族精神喚起的需求，被不斷地上溯、提前，進入了史前時代，也即有文字可考的時代之前。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提出，讓考古學這門看似冷僻避世的學科，又開始找回點“顯學”的感覺。正如它在百年前被引進時國人的期待一樣，要解決的是填補“古史辨”思潮**滌下的上古史空白，解答中國從何而來的大問題。就此而言，回觀學術史很重要。
何謂“中國文明”？中國文明在何時何地又是如何起源的？是否最早的國家在作為地域概念的中國一出現，就可以看作作為政治實體的“中國”的問世？圍繞這些問題，中國學術界百年來有過執著而曲折的探索。總體看來，兩大主線貫串其中。一是科學理性、文明認知，追求的是史實複原；二是救亡圖存、民族自覺，意欲建構國族認同。就全球範圍而言，中國是罕有的自現代考古學誕生伊始就以本國學者為主導進行考古探索的國家。這決定了中國考古學從一開始，就與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尋根問祖”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是將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國”誕生史作為主要目的和任務的。本土學者與其研究對象間由親緣關係決定的、心靈間的交流與溝通，使得他們更易於理解、解讀後者，因而收獲巨大。甲骨文的成功釋讀就是一個佳例。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是在濃厚的史學傳統的浸**下，飽含著建構民族文化認同的情感，投入到這一中國學界最大的、最重要的“尋根問祖”工程中來的。這一學術史背景或底色不能忽視。因而，對上述問題的認識，有賴於史料的不斷積累，更關涉民族情感和當代的文化認同等問題。我們還是先從對考古材料的梳理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