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中葉，在探索中國國家起源的路徑和商周國家形態的過程中，一些學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模式，提出殷商、西周乃至春秋為“都市國家”（即中國學界的“城市國家”）的學說。如侯外廬認為中國“城市國家”的起源可追溯到殷商，而“西周時代……產生了大規模的封國運動，從東營洛邑以至春秋初年所謂‘諸侯城楚丘而封衛’，可以說是城市國家築城建國的一串曆史”（侯外廬1943）。宮崎市定則認為氏族社會——城市國家——領土國家——大帝國是世界古代史普遍的發展階段，在比較了古代希臘、羅馬城市形態的基礎上，認為中國的城市國家階段相當於殷周到春秋時期，其“無邑不城”的聚落形態甚至延續到漢代：“我認為像亭這樣的小聚落，其周圍也都築有城郭，之所以這樣認為，是中國上古時期人民居住在城郭之內是基本原則，是他們生活的習性。”（宮崎市定1957）
的確，在卷帙浩繁的中國古典文獻中，關於城與築城的記載不絕於書；至今仍聳立於地麵之上的古城牆也不鮮見。至於湮沒於地下、經發掘出土者，更是比比皆是。鱗次櫛比的裏坊或胡同，以及將它們圈圍起來的高大城郭，構成了中古以後帝國都城最鮮明的物化表征。
所以不惟公眾，即便學術界，一般也是把“無邑不城”作為中國古代都城的一個顯著特色來加以強調的：“城牆是構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沒有‘城牆’的都城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劉慶柱2006）；“對於古代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無問題，都城的城郭是其標誌性建築，這是古代‘禮製’所限定的”（劉慶柱2009）。
但細加分析就不難發現，這一特征並非貫穿中國古代都城發展的始末，而是有其鮮明的階段性。曆數十年的田野工作與研究，學術界取得的大體共識是，擁有南北向長距離的都城大中軸線、城郭與裏坊齊備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陽城（宿白1978）和曹魏時期的都城——鄴城（徐光冀1993）。再往前，如東漢洛陽城、西漢長安城乃至更早的先秦時期的都城，就不是那麽形製規範、要素齊備了。中國古代都城的早期階段（本文所言中國古都的早期階段，限定於二裏頭時代至漢代，約公元前1750——公元190年）有著怎樣的發展軌跡？是單線平緩“進化”，還是有重大“變異”和波動？城郭齊備的狀態是主流嗎？其背後的動因又如何？如此種種，都是關涉中國古代都城甚至古代社會發展進程的大問題，因而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