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年 六月八日
淩晨 五時十八分
她聽到窗外有人長歎一聲。她透過窗簾縫隙望出去，淩晨的天空比夜裏更黑。街道好像被露水洗過一遍，車輪像是在濕透的吸墨紙上滾。騾馬拉著沉重的糞車，車夫在打哈欠……
第二天，上午，繼續提問。還是在這裏，在隔壁，在這間廂房的後半部分。與此刻她置身其中的這個過街樓隻隔開一道板壁。隻是那個房間更隱蔽一些，有隔音的護壁板，窗口朝著天井。不像過街樓上的這一間，一麵窗口對著弄堂，另一麵窗口一打開就是貝勒路。
戈亞民把她接來（她沒讓副官跟著她一起出來買東西）。她坐在前一輛黃包車上，戈亞民坐後一輛。進門之後，老顧對她說：“如果有人闖進來，那麽我就是張東生。從前，我是你父親綢緞莊的掌櫃。我們在路上巧遇。我把你領到這裏來，隻是找個安靜的地方敘敘舊。是很奇怪，但也不奇怪，因為我幾乎是看著你長大的，小時候，我還是你家櫃台上的夥計時，就帶著你出門買炒花生。我把你扛在肩上。這裏不是我住的地方，你不知道我住在哪裏。我把你領到這裏，是因為這裏住著的是我的朋友，那人好像也不在家，隻有一個年輕人（他指指戈亞民），聽他們說起來，好像他是那個生意人新找的小跟班。”
在俄文補習班的最後一個月，冷小曼聽過那個波蘭人的課程。一個老布爾什維克，他說他去過孟買。他給大家講“秘密工作的技術要點”。課程幾乎是扣人心弦的，因為全都是他自己的故事。她聽得很仔細，她懂老顧的意思，他是在為萬一出現的危險狀況預先串好口供。老顧是老練的，他一定在組織裏身負要職。
他們在前一天對她提出的問題，她仍然無法回答。很難說她的沉默算不算一個明確的謝絕。她猜不出別人會怎樣想。“那你有沒有說過，讓我回去想想之類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