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年 六月二十四日
中午 十二時十五分
冷小曼找不到別的辦法。還有更好的辦法嗎？要說服他與老顧見麵，組織上出麵找他來談談。“要爭取讓他成為我們的同路人”，還要確保安全（對他的身份我們至今沒有把握）。
況且她還有一件為難的事，她對老顧說了謊。“寶來加”號船舷旁他們偶然遭遇，此前她並不認得小薛。他們倆並不是舊相識，她對組織撒謊。她當然不是要他來幫忙圓謊……
也許她可以再主動些。她還是有點把握的，多多少少……
她感到驚奇，如果說開始時她還是在扮演某個受難聖女的角色，懷疑自己的**，乞求觀眾的尊重……可她自己卻越來越深入情境，如同一場戲劇性衝突在內心展開。最終演變成一場無休無止的辯論，一方是她自己，另一方也是她自己。她想感動別人，卻先把自己給感動，她想讓事實變得更有說服力，結果卻是逼迫自己越來越誠實。
她說到她對汪洋的崇拜，他的敏捷，他的熱情，他的才華洋溢的演講。她也談到他的霸道，以及他在監獄裏表現出的勇氣。她愛他嗎？她問自己（目光同時掃向她的聽眾），並給予肯定的回答。但是後來——但是後來，她斟酌著詞句，因為這是困難的段落，因為她從未對別人說過這些，甚至包括組織。後來她才發現，汪洋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他身邊的一切都成為他的工作的一部分，都是次要的附屬物。他對所有人都同樣熱情，對許多女同誌都充滿熱情，但同樣，所有其餘的熱情都是次要的，唯一要緊的是工作。
她失望過嗎？她在內心裏問自己（就好像小薛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探究），然後斷然回答，她根本就來不及失望。她和汪洋同時被捕，她告訴小薛，大逮捕，組織被整個破獲。剛進監獄吃的那些苦頭，她不想說太多，不知為什麽，她認為說出那些事來，會讓她在小薛麵前丟臉。就好像那些事實在太醜陋，以至任何人隻要稍稍沾上它，都會覺得丟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