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54：阿德裏亞恩·德·弗裏斯，《魯道夫二世》，1609年，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
愛國者
1603年3月，伊麗莎白一世去世，享年70歲，她留給蘇格蘭的繼任者詹姆斯一個穩定的國家。這裏的精英們可能已經覺得他們和蘇格蘭是同一個民族。對戰西班牙的成功使人們能夠慶祝戰爭勝利和新的繁榮，並堅信上帝的恩典覆蓋一切，而且他們是被選中的子民。這簡直是最荒唐最危險的想法之一，直到今天一些宗教和國家還抱有這種想法，無論是因為勝利，或者是帝國權力達到頂峰，甚至是因為壓迫——他們認為這是上帝的“測試”。然而人們宣稱，英格蘭逐漸萌發的民族情緒就是英國經濟增長背後起作用的“精神”，這種說法令人生疑，就如同有些人認為，在中世紀早期的侵襲之前島上就已經出現了“共同的英國民族情感”。
關於信仰、自由和王位的戰爭在英格蘭和法國造就了許多有共同經曆的團體。在“祖國”（patria）這個詞出現之前，這些團體就已經滋養了愛國主義。祖國可以指城市、“家鄉”，甚至包括整個國家或王國，它的利益擁有越來越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價值。法王亨利四世曾在高等法院麵前為他的寬容政策辯解，他的這一講話非常具有前瞻性。他在自己的黨派中結識了很多人，這些人不管是出於野心還是為了西班牙的利益，一直想發動戰爭，同時還有一些人，他們隻想順手牽羊，並沒有什麽值得尊敬的動機。“我們不應該區分天主教徒和胡格諾派，我們都應該成為好的法國人。”他的結論如上。亨利的話表明，曾經那個王朝和愛國者的歐洲、天主教和新教的歐洲逐漸變為一個各民族的歐洲。
歐洲大陸的人民用各自的特點互相辨認，漸漸出現了很多民族成見：“驕傲的西班牙人”“滿嘴謊言的意大利人”“陰鬱、愛酗酒的俄羅斯人”“德國豬”。作家試圖打破占據主導地位的拉丁語經典，彼特拉克和其他意大利人的詩歌讓其他人黯淡無光，他們想用自己的母語書寫，從而與之抗衡。托馬斯·伊利奧特把皮科·德拉·米蘭多拉的經典著作譯成英語：他承認想為自己的國家書寫，因此用母語動筆。1532年，約翰·高爾（John Gower）和喬叟的宏偉著作得以編輯出版，最終可能要歸功於出版商的考量，但也表明，人們開始反思本土文學傳統。在該世紀中葉後，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奧維德的《變形記》和塞涅卡的悲劇被譯成英文。在法國，克萊芒·馬羅出版了《玫瑰傳奇》的現代版本，並重新發行弗朗索瓦·維庸的詩歌。此外，米歇爾·德·龍薩（Michel de Ronsard，1524—1585）是馬羅詩歌的崇拜者，以他為首的七星詩社致力於讓法語詩歌達到古典詩歌和意大利詩歌的水準。法國人才剛剛開始想凝聚民族文化，內戰就打響了，所以他們非常反對國家分崩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