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74：《1618/1619年海德堡上空的彗星》，出自：馬特烏斯·梅裏安，《歐洲舞台》，1635年，美因河畔法蘭克福
痛苦的分離，停滯的聯絡
一直到18世紀下半葉，教派紛爭仍然是為戰爭辯護的擋箭牌，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要尋找新的理由。歐洲各國為了爭奪權力和人民、名譽和資源而發動戰爭，並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加掩飾。“淨土”的舊烏托邦被染上民族主義的色彩，然後是種族主義，這些幽靈似最漫長的黑夜，直到20世紀仍然籠罩歐洲。但是，馴服宗教這一千年巨作，為即將到來的重大變革準備了最重要的先決條件，這次變革是由科學和工業兩場革命引發的。
16和17世紀的宗教戰爭——更確切地說，主要由宗教分歧引發的戰爭——是“西方”為實現現代化必須付出的高昂代價。改用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一句著名的話：基督教世界也有流血的邊界，甚至可能比伊斯蘭的還要血腥。瘋狂的相互屠殺是轉變的先決條件，宗教在拉丁歐洲引發了越來越強烈的政治中立性，並推動了教會和國家分離、科學與宗教劃界。當然，宗教並沒有從人們生活中消失，對許多事情仍然有影響力。盡管如此，基督教的“牧領權力”（Pastoralmacht）[80]——以福柯使用的這一概念的狹義上來看——已經被打破。18世紀，一本書是不是被教會禁止，就算在法國也變得無關緊要。神職人員認為自己主要的關注點在於靈魂。“啟蒙”——將理性和討論作為接近真理的手段——在文藝複興中發端，現在又重新獲得機會。
在信奉東正教的莫斯科公國，以及奧斯曼帝國和其他伊斯蘭教國家，這種痛苦的政教分離沒有出現，在信奉佛教、濕婆或孔子的地區也沒有契機。宗教改革是第一次啟蒙——它的漫長曆史植根於文藝複興時期——第二次“偉大”的啟蒙仍然是拉丁歐洲的特殊產物。在別的地方，沒有上述進程的哲學基礎，也不會把宗教和政治分離當成一項由法律確立的國家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