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80：漢斯·烏爾裏希·弗蘭克（Hans Ulrich Franck），《鎧甲騎士》，1643年，柏林，銅版畫陳列館
信仰衝突之幸
讓我們再次回到象征世界曆史衝突之地的卡諾莎遺址，這裏曾有各方輪番登上競技場：不僅有皇帝與教皇之間的爭執，還有純潔與汙穢、宗教與世界之間的永恒矛盾。該事件在發生時可能令同時代的人無比震撼，但在教會與國家、宗教和科學之間長期的分離過程中，它不過是轉瞬即逝的一刻。“卡諾莎”代表教會的鞏固和崛起，也意味著神權的擴張：從亞平寧的城堡一直擴散到阿維尼翁、維滕貝格和日內瓦，甚至到達教皇庇護九世的避難地加埃塔城堡——這位頻繁犯錯的教皇還堅持把他的錯誤決定當成教義。事實上，引發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的正是教會——它插手世俗事務，帶著政治目的和金錢欲望，犯下的許多錯誤都與宗教至高無上的道德準則形成鮮明對比。“西方的崛起”必須經曆宗教紛爭之火的試煉，然後才能慢慢成形。浴火重生的正是這隻名為“現代”的鳳凰——它美麗得令人著迷，同時又帶來恐怖的死亡。
西方不僅與拜占庭、伊斯蘭和——可能——美洲古老的社會體係差異明顯，與那些信奉佛陀、道教或者印度教諸神的社會也有很大區別。他們對十字軍東征這樣激進的虔誠舉動完全無法理解。16世紀中葉，一位暹羅國王宣稱他是身體的主人，但不能駕馭靈魂，因此他無法皈依。亞洲主要宗教團體分散的組織形式幾乎總是給予世俗勢力更多重要性。出於宗教目的而集結的軍事力量非常罕見，比如日本“戰國時代”的教徒起義總是局限在某個地區。亞洲的神職人員從來沒有動搖過帝國的統治。遠東宗教及其首領都受到國家權力的監視，拜占庭是這樣，莫斯科東正教更是如此。隻有接近世俗權力的中心，他們才能得到一些影響力。因此，婆羅門教徒——古代吠陀經的祭司、學者和托管人——在宮廷中擔任政治教師和親密顧問。他們要維護各地百姓的利益，但不是以神職人員的身份，而更像是貴族。就像宗教改革時期的歐洲，東亞也出現過迫害佛教徒和摧毀寺院的運動，但歐洲的君主在與教皇爭奪任免聖職的敘任權時，會把僧侶看作統治者的強大對手；而在東亞，僧侶僅僅被看作這些行動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