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錢德拉教授在一間單人病房裏醒來，渾身疼痛——從隱痛到劇痛。他肋骨挫傷，左手腕因為試圖阻止摔倒而扭傷，脊柱受損。他必須被立即轉移到手術中心，讓醫生重新對齊他的脊柱。他還遭受了一場“無聲的”心髒病發作，這大體上可以解釋他較早時候為何情緒不佳。他的秘書、幾個同事，還有國際經濟學團體的大部分成員都給他發來了卡片，祝他“早日康複”。在科羅拉多的賈斯敏給他發來了電子郵件，他在德裏的弟弟也發了(真是稀罕)。蘇尼、他的長女拉達則對他不聞不問。拉達的表現其實一點兒也不新鮮，他痛苦了兩年，卻從沒收到過她的隻言片語。
賈斯敏的電子郵件裏包含著一首短詩，這讓他不禁微微一笑：
爹地，我們關心穿著病號服的你
你把我們嚇著了，以後可別再這樣子
左看看，右瞅瞅，然後再走到路對麵去
千萬當心，你要……
照顧好自己，把身體養得棒棒的
笑口常開，多多休息
把膽固醇降下來，精氣神提上去
如果非要吃鹹豬肉，拜托不要放到油鍋裏
他懷疑這首詩裏麵最初包含“死掉”這個詞，但盡管如此，賈斯敏還是讓他笑了。珍妮也寫了幾行，用那種獨一無二、既直接又委婉的北方英語暗示，這注定會發生——是遲早的事；假如他能夠不隻想著工作，那麽不僅可以避免出事故，別人也能跟著沾光，在生活中少遭罪。但是，好在他沒死，她也就放心了。她關心他，雖說她關心的方式會令大多數心理學家感到困惑，因為她的方式和同情與關愛扯不上邊兒。
護士進來時沒有看他，仿佛可憐他形單影隻。其他病房裏可能布滿了親戚、鮮花，以及在手繪吉他上彈出的跑調的歌。整整一天後，他的兒子才從孟買歐貝羅伊酒店大廳打來電話。就像珍妮那樣，蘇尼也認為錢德拉出事故完全是自找的。不過，他采取了另外一種方式，認為那是所謂的“同時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