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第一次離開錢德拉是在1997年，他們從芝加哥搬回劍橋三年之後。她給他的房間打了電話，告訴他，她在布裏斯托她妹妹那裏。她已經安排女傭去接十歲的拉達。
“為什麽，珍妮？”他問道，“這是幹嗎？”
“等我們回來時再談，查爾斯。”
那時錢德拉擔任係主任正好一年。在獲取這個職位時，他像個被困在敵人戰線後麵的武士。他宣稱，像他們這麽有名氣的一個係，在排名上反倒不如巴黎經濟學院，實在是奇恥大辱。他表示，他要找出係裏最為薄弱的環節，也就是那些在劍橋擁有終身教職的人。他們認為終身教職讓他們有權二十年都教同樣的課，或把英語文章寫得那麽差勁，仿佛他們也一直生活在巴黎。
他的措施得到了相對著名、多產的教員的欣賞，但他也成了平庸之輩的眾矢之的。那些擺譜兒的誇誇其談者覥著臉，打著黑領結，一屁股坐在教師聯誼活動室的天鵝絨座位上，仿佛置身於一座聖丹尼斯青樓，在晚餐前那段被別人稱作“工作日”的漫長空閑裏，一份《泰晤士報》甚至能翻來覆去地看兩三遍。很多人也曾才思敏捷，但現在他們已年過半百，成了虛榮、環境和學院酒窖的犧牲品。他決心揭露他們，把隱形的傻瓜帽子釘在他們鋥亮的腦門兒上，希望這會刺激他們，讓他們再次成為學者。他有時候親自批改他們的著作，懷著油漆工般的熱情使用迪美斯修正液。很多人也的確從麻木狀態中走了出來，但隻有一個目標：毀滅摧殘他們的人，讓生活重回“暴政”之前的軌道。
於是，他的生活成了一場戰爭。在此期間，他繼續發表文章、出版專著。他為此不僅減少了谘詢時間，還壓縮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時間(這是除谘詢時間之外，他唯一能承受得了的時間壓縮)。總之，他在家裏成了麻煩製造者，成了暴脾氣的惡棍。在找不到他的眼鏡的時候，他衝著孩子大喊大叫。到了星期天，他經常氣衝衝地離開家，躲到辦公室裏去。有兩次，由於引擎發動不了，他用腳把車的側麵踹出了凹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