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隻有拉達能讓他態度軟化，把他從書桌旁拽走。在芝加哥，他會帶她去進行他所謂的“公路旅行”。其實，那隻是開車繞著街區轉十分鍾，直到她睡著。她六七歲時，他們搬到了劍橋。她會走進他的書房，抬起她的大眼睛盯著他，說：“公路旅行，爸爸？”他們會開車繞著東安格利亞鄉村，進行更遠的“公路旅行”。拉達坐在後座上，嘰嘰呱呱說個不停。
數年後，他決定告訴她一些生活事實。
“西方擁有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他說，“但消耗了世界百分之八十的資源。”
他懷疑他的話沒有多大效果，直到整整三個星期後。他當時站在她的臥室外麵。她正在和兩個來過夜的朋友玩耍。
“你們知道嗎？”他聽見她說，“美國吃了世界百分之八十的糧食，憑借隻有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
很接近了，他想。
拉達曾一直效仿錢德拉。在他的孩子中，她最具冒險精神，最為叛逆。十六歲的時候，她把她的頭發理成了時髦的、直挺挺的發束，脖子上套著一個狗項圈。但是，即使在那時，他仍覺得，他理解她。然而，等到了十八歲，她和他在一起的時間少了。每個人都讓他放心，說這很正常。她正在為上大學、生活作準備。等準備好了，她就會回來。
問題是，拉達並沒有直接上大學。在收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後不久，她就宣布，她打算在夏天一個人去印度。錢德拉象征性地反對了一下，但她的想法其實讓他很激動。他經常批評他的孩子太西化，因為蘇尼甚至連稍微辛辣的東西都不吃，拉達總是發錯她的姓氏的音，賈斯敏根本講不了錢德拉講得很流利的四種印度語言。那不是他們的錯，但他骨子裏是個民族主義者，又不肯壓抑他的情感，無法克服他對自己率先參與跨大西洋人才大流失而感到的內疚。他希望他們作為一家人能夠多去印度看看，但這不僅對珍妮不公平，對孩子們也不公平，因為他們的朋友會去歐洲或夏威夷度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