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D.豪沃斯
1550—1715年的法國戲劇是這個國家同一時期政治和社會史的微觀縮影，這種說法毫不誇張。我們見證的是一個從中世紀戲劇的無組織、無政府狀態——由於宗教協會的存在和被教會節日所支配的表演日程的存在，這種狀態一直很活躍——向高度有組織化、中心化的國家戲劇轉變的過程。這種國家的戲劇不僅折射出路易十四時期法國的政治結構，而且其自身也是一種專製政策的一個喉舌。隻要宗教戰爭在繼續，伴隨著大封建主為爭奪對王國的真正控製權的鬥爭，穩定的文化生活在法國首都就幾乎沒有存在的機會。但是，當亨利四世的統治帶來了和平以及繁榮的基礎時，對於黎塞留而言，就有了在法國自己的疆界內開始為一個安全且統一的法國製訂長期計劃的可能性，也有了使法國在歐洲扮演一個日益上升的主導性角色的能力。這種在歐洲的主導地位是由黎塞留計劃的始作者路易十四實現的。對此，法國的文化霸權功不可沒。太陽王的王室以及首都對於藝術開展了炫耀式的培養和教化，這有助於向豔羨不已的或者說是嫉妒不已的歐洲傳遞一種信息：路易渴望成為當代的亞曆山大大帝或愷撒大帝，因此巴黎也應當被看作當代的雅典或羅馬。
在法國邁向現代國家性戲劇的堅定步伐中，其第一步打下的嚐試性的根基從16世紀中期兩個驚人的(如果說是偶然性的話)時間點的結合中可見一斑。1548年，強有力的巴黎行政機構——巴黎議會(Parlement de Paris)簽發了一項法令，禁止在他們的司法管轄區域內展現所有“主受難和其他任何神聖神秘事物”的表演：基督受難劇社、在首都享有戲劇表演壟斷權的宗教團體，隻能演出“其他世俗性的、誠實而得體的戲劇，並確保其內容不會冒犯任何人”。神秘劇已經成了各種批評的靶子，而且這種批評越來越多：首先是來自虔誠的天主教徒的批評，因為這些戲劇流行的風格貶損了神聖的主題內容；其次是來自新教教眾的批評，他們的態度傾向於對所有戲劇，尤其是宗教神秘劇進行更為全麵的譴責。接下來的一年，也即1549年，人們見證了一項重要的戲劇宣言的出版，即《保衛和弘揚法蘭西語言》(La 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aise，英文為The Defence and Ennobling of the French Language)，作者是年輕的人文主義者約阿希姆·杜·貝萊(Joachim du Bellay)。在該文本中，杜·貝萊以詩人團體“七星詩社”(Pléiade)的代言人身份出現，呼籲開展一場“戰役”，以建立法語在現代歐洲文學中的領銜地位；同時，其特別關注戲劇寫作，呼籲以統領著古代戲劇的權威和威望的悲劇和喜劇取代神秘劇、奇跡劇以及滑稽劇這些中世紀戲劇體裁。這些年輕的人文主義者試圖沿著他們之前的意大利同行率先走過的路徑前進；有大量證據顯示他們是從模仿意大利戲劇開始的，而那些拉丁語作家(普勞圖斯、特倫斯和塞涅卡)要比那些希臘悲劇作家對他們的影響大得多。然而，在16世紀末，法語悲劇的資料庫已經建立起來了，包括對模仿塞涅卡的希臘傑出作品的改編：這是一些高度派生性的文本，但是能反映出杜·貝萊在《保衛和弘揚法蘭西語言》中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