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17日，人類獲得了一個永遠改變古人類學的發現：瑪利亞·裏奇和路易斯·裏奇夫婦[5]（Mary Leakey & Louis Leakey）挖掘出了一具古人類標本，從而引發了關於人類起源的廣泛辯論。由安德烈·勒羅伊-古漢（André Leroi-Gourhan）定義的鮑氏傍人（Paranthropus boisei）[6]成了人類在尋找第一個“亞當”的永恒辯論中的主題，因為在這具標本附近還發現了工具。與人類最古老的表現形式—雙足步行一起，製造工具被認為是人類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殊技能和重要元素。
讓我們想一想：我們的牙齒根本談不上鋒利；雙足行走使得我們不能像其他哺乳動物那樣跑得飛快，遊泳也是不盡如人意；雖然我們的視力還不錯，但如果一隻鷹或者一隻貓有人類這樣的視力，那隻有死路一條；我們的肌肉力量貌似不賴，但和黑猩猩相比就太可笑了；最後，嗅覺對於我們的作用更像是享受生活樂趣，而不是為了生存。簡而言之，我們本身一無所長，除非我們討論另一個層麵的特長，即不涉及身體而著眼於在人體外部產生的能力—技術。我們表現出來的解剖學特長的稀缺，實際上是由技術能力抵消掉了。技術能力不應該被視為一種邊緣現象，而應該是我們人類物種進化的關鍵。這是古人類學家安德烈·勒羅伊-古漢提出的眾多論點之一。在進入本章的中心話題之前，一些關鍵過程值得重點介紹。
在《進化與技術》（Evoluzione e tecniche）這本書中，這位法國學者奠定了一些理論基礎，並在二十年後的著作《手勢與語言》（Gesto e la parola）中完善了這些理論。在由兩卷組成的第一部作品中，作者提出了技術進化和生物進化之間強烈的並行性，其中引用了強大的決定論（determinismo），通過趨勢和事實（tedenza e fatto）的概念將這兩個維度聯係起來：“趨勢和事實（一個是抽象的，另一個是具體的）是進化決定論同一現象的兩個麵。由於進化在同一方向上標記著人本身，以及人大腦和手的產物，因此總體結果轉化為身體進化曲線和技術曲線之間的平行關係，這是正常的。”隨後，是對不同形式的技術進行百科全書式的介紹，從簡單作用於物質的技術，再到對自然原理的不同控製技術。